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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部關于婚姻的歷史,它跟愛情是什么關系?

曾夢龍2020-03-27 15:08:42

浪漫的愛情古已有之,“為愛成婚”才是現代的創造。這是一部妙趣橫生又開闊眼界的作品,讓人領略古往今來婚姻的千姿百態,理解現代轉變的奇異特征——天長地久的陪伴相守竟然會依托于變幻莫測的兩情相悅,并思考當代親密關系的美好、風險與諸多難題。——劉擎,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為愛成婚:婚姻與愛情的前世今生》

內容簡介

歷史學家斯蒂芬妮·孔茨在這本書中把我們帶上了一段婚姻探索之旅。從古巴比倫的婚姻密謀,到維多利亞時代情侶們的性苦悶,再到當前關于同居、離婚、同性婚姻的爭論,作者用真實、豐富的婚姻故事,粉碎了諸多關于婚姻生活的神話。

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婚姻并不基于夫妻之間的相親相愛,而是一種專門用來獲取財富和權力的制度。到了 19 世紀,當妻子成了“家庭的天使”而丈夫成了“養家者”的時候,婚姻才成為人們感情生活的重要依托。然而,當人們期待婚姻中有浪漫和親昵的時候,它也就變得脆弱易碎了。 20 世紀 50 年代開啟了一段短暫的婚姻的“黃金時代”。節育技術的進步和女性爭取平等、自主事業的迅速推進,一方面使婚姻變得更加令人滿意,另一方面也侵蝕著其穩定性的基礎。到 20 世紀 70 年代,一場影響廣泛的婚姻革命已經山雨欲來。近 30 年的時間里,婚姻的變革超過了此前 5000 年的滄桑變遷,古老的婚姻“法則”已經基本上不再適用了。

《為愛成婚》并不提供婚姻生活的指導方案,但它用形態各異的婚姻制度及其演變規律搭建了一個關于婚姻問題的理解空間。這一空間為我們定位自己的婚姻和愛情狀況,提供了足夠的線索和可能性。

作者簡介

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1944年出生,美國當代家庭委員會的研究與公共教育主管,長青州立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歷史和家庭問題的研究,著有《我們從未如此:美國家庭與懷舊陷阱》(The Way We Never Were: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我們一直如此:跟美國變化中的家庭妥協》(The Way We Really Are: Coming to Terms with America's Changing Families)等書。除了學術研究,孔茨在公共事務的討論中也頗具影響力,其評論文章經常見諸《婚姻與家庭雜志》《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

書籍摘錄

前言

千百年來人們總是墜入愛河,有時甚至愛上自己的親屬。但婚姻從根本上說與愛情無關。作為一項經濟和政治制度,婚姻實在太重要了,因此不能僅僅以愛情這種不理智的東西為基礎。也就是說,幾千年來,大部分的婚禮都應該用那首《與愛何干?》 作為主題曲。

正因為婚姻作為合約而言至關重要,所以婚事才不能由兩個當事人全權決定。親屬、鄰居,其他局外人,譬如法官、神父或政府官員,通常都會參與到婚事的磋商中來。即便是兩個人自己安排了婚姻的轉接分合,那多半也是出于經濟和政治利益考慮,而不是愛。

在某些文化和某段時期里,真愛實際上被認為是與婚姻矛盾的事物。柏拉圖認為,愛是一種奇妙的情感,使人們行為高尚。但這位希臘的哲學家指的并不是男人對女人的愛,“那只是卑賤之人感受到的愛” ,而是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的愛。

在古印度,在結婚之前相愛被視為是一種顛覆的、幾乎是反社會的行為。希臘人認為相思病是精神病的一種,這個觀點也被中世紀歐洲的評論家們采納。在中世紀,法國人將愛情定義為一種“精神錯亂”,可以通過性交得到治療。

有些希臘和羅馬的哲學家甚至說,一個“過分”愛妻子的男人是一個“奸夫”。好幾百年后,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學家認為,過于深愛彼此的夫妻犯下了盲目崇拜的罪行。神學家們斥責用親昵的小名稱呼丈夫的妻子們,因為讓妻子如此親近,會折損丈夫的威嚴,損害妻子對丈夫應有的敬畏之心。

列夫·托爾斯泰曾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但當我越深入研究婚姻的歷史,我就越不認同這句話。在歷史上,大部分不幸福的婚姻都有著共同的特征,在時間長河中留下斑斑淚痕甚至血跡。然而,每一樁幸福成功的婚姻似乎都各有各的幸福。并且,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成功的婚姻也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般幸福。

17 世紀早期,當來自法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第一次遇上北美印第安人中的蒙塔格尼– 納斯喀皮人時,他們被印第安婦女的性開放震驚了。一位傳教士警告一個納斯喀皮男性,如果他再不看緊一點自己的妻子,他就永遠不能確定她生下的孩子哪一個才是他的了。這名印第安人也同樣感到震驚:歐洲人對這種事竟如此介意。“你們這些法國佬,”他回應道,“只愛你們自個兒的孩子,但我們愛自己部落里的全部孩子。

女性的身體被認為是她們的父親和丈夫的財產。亞述人的法律宣稱:“一個男人可以鞭笞他的妻子,拽她的頭發,打她,以及割她的耳朵。這是無罪的。” 《圣經·舊約》認為一位童貞不保的新娘可以被石頭砸死。

幾千年來,從最早期的文明開始,對中下階層來說,婚姻的經濟功能要比個人的滿足感重要得多,而對上層階級來說,婚姻的政治功能排在首要地位。

一夫一妻制不代表一對一的性生活。事實上,一夫一妻制婚姻提供了一種讓皇室能夠魚和熊掌兼得的方式。一個國王可以不斷地生下兒子,他們在軍事活動中能派上用場,還能召喚母親的家族前來相助,但因為不是合法婚生子,兒子們就被剝奪了任何繼承王位的機會。

14 世紀到16 世紀的婚姻指導手冊充滿了單調而瑣碎的教誨,教導妻子要忠貞、恭順、勤勞和謙恭,其中還穿插著驅除跳蚤的實用小竅門,以及偶爾要求丈夫也要同樣忠貞愛妻的句子。寫給丈夫看的手冊寥寥無幾,而且聽起來更像是訓練馬匹而非構筑婚姻的攻略。這類手冊的目標在于讓丈夫對妻子建立起滴水不漏的管治,令反抗無跡可尋。

17 世紀晚期之前,家庭被認為是一個迷你王國,丈夫對依附于他的親人稱王。只要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在整體社會中仍然沒有受到挑戰,傳統婚姻的等級制度就也不會改變。但是, 1688 年英國光榮革命以及發生在 18 世紀最后 25 年的影響更為深遠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培育出了新的政治理想,給父系權威的傳統正當性帶來一系列毀滅性的打擊。

18 世紀,市場經濟的擴張和啟蒙運動的出現帶來了創紀錄的深刻改變。到18 世紀末,個人對伴侶的選擇取代包辦婚姻成為一種社會理想,人們被鼓勵為愛情而結婚。 5000 年來,婚姻第一次被看作是兩個個體之間的私人關系,而不是更大的政治和經濟同盟系統當中的一環。

在整個中世紀,女性都被當成是一種放蕩的性別,比男人更容易臣服于激情……不過,對女性天生的性貞潔的強調在 19 世紀初有了新表現……新觀點取代了舊觀點,認為女性是無性的生物,不會對性交的邀約做出回應,除非被下了藥或是在很小的時候便誤入歧途。這種對女性貞潔的狂熱崇拜,鼓勵女性把 16 世紀和 17 世紀官方強制實施的對性行為的管束內在化。

男性友誼中存在著遠遠超出今天大多數異性戀男性的接受范圍的身體接觸和濃烈感情。例如,詹姆斯·布萊克(James Blake)在日記中不時提到他和朋友作為室友睡在同一張床上。“我們很早就躺下了,”他在 1851 年的某日寫道,“在彼此的懷抱中,我們的友誼安寧地沉入夢鄉。”這種行為一點兒也沒有煩擾到布萊克的室友的未婚妻。

在 20 世紀 20 年代的成年女性中,至少三分之一(可能接近一半)的人有過婚前性行為,這是上一代人婚前性行為比率的兩倍。到了這個時候,中產階級年輕男性更傾向于和自己同階級的女性而不是妓女進行第一次性行為。

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婚姻不能提供愛情、陪伴和親密情感而申請離婚,而不是因為他們的伴侶行為殘暴或者不能履行管家或持家的婚姻職責。……婚外性行為的污名在許多圈子中漸漸消退。社會上出現了要求婚前同居合法化的呼聲。

男性作為保護者、基于愛情的婚姻模式在 18 世紀晚期被發明出來,在將近 200 年間被持續地修正調整,而這套空前絕后的婚姻制度正是這一修正過程的頂峰。這個進程在 50 年代達到高潮后匆匆結束,人們自此開始把它當成傳統婚姻。因此,當基于愛情的婚姻在 70 年代再次顯現出內在的不穩定性時,無數人對此感到無比震驚。

到 20 世紀 60 年代,在雙方同意之下“以過錯婚姻為幌子”進行的離婚,已然在許多國家成了“例行的法定程序”。當女性對個人實現的期望值增加,同時又愈發經濟獨立時,離婚率就會加速增長。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無過錯離婚的流行,更多的是對婚姻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帶來的結果,而非原因。

北美和西歐的立法者們以極快的速度廢止了所有尚存的“一家之主”的法律,將婚姻重新定義為兩個平等個體之間的聯結,而非兩種明顯不同的專職角色的結合。丈夫不再能因為妻子外出工作有礙她履行做家務或者養育子女的職責,干預了他的權利,就禁止她這么做。

婚姻曾經是通往成年生活和聲望地位的大門,也是人們獲得最多資源、匯聚最多勞動力的最佳方式。現在情況已經不是這樣了。婚姻仍然能夠讓兩個人整合資源,進行勞動分工并積累比單身時更多的資本。但是它不再是人們為未來投資的唯一途徑。事實上,它是一項比過去更加冒險的投資。結婚可能獲得的利益,需要與單身提供的可能性相互比較—人們在單身時可以追求更高的學位或者獲得更好的工作。而且,婚姻有很大概率會以離婚收場,這使得人們更愿意保持選擇的開放性,同時投資于自身技能以及經驗的提升。

讓女人“裝傻”來讓男人上鉤,曾幾何時確實是個好建議,現在則不再奏效了。女人曾經被年長、多金又有權的男性吸引,現在也不再如此。過去,雙職工婚姻比男性養家的婚姻更加不穩定,這一點現在也變了。

盡管女性仍然傾向于比男性更渴望結婚,她們同樣也更容易在婚后變得不滿。

一個運轉良好、持續穩定、婚姻幸福的雙親家庭可以為子女提供理想的環境。但你并不總是能碰上運轉良好的婚姻及互相配合的父母。當婚姻出現問題時,離婚對孩子和大人來說都是一個應急出口

男人和女人對結婚的態度正在發生重大的歷史性逆轉。在 20 世紀前四分之三的時間里,女性比男性更加需要,也更加想要一段婚姻。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結婚,也更加容易抱怨婚姻帶來的負擔。不過,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男性開始給予婚姻比之前幾十年高得多的評價;到 20 世紀末,認為婚姻是理想生活方式的男性比女性更多。

150 年來,有四樣東西阻止人們從愛情和自我實現的新價值觀推導出最終結論:人能夠在婚姻之外建構有意義的生活;并非社會上的一切事情都必須通過夫妻并圍繞夫妻來組織。

第一重阻礙就是,人們認為男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先天差異,其中一個差異就是女性沒有性欲望。這種觀念在 20 世紀 20 年代瓦解了,這時的人們拋棄了男女各司其職的觀念,強調性生活滿足感對女人和男人同樣重要。

第二個抑制愛情革命的顛覆潛力的因素就是,親屬、鄰居、雇主和政府控制人們的個人行為并懲罰違規者的能力。這些個體和機構的影響力被城市化的發展以及國有企業、銀行和其他非個人機構(更關注人們的學歷和資產,而非婚姻狀態和性史)的發展侵蝕。

第三個防止愛情革命削弱婚姻的社會核心地位的因素,就是不可靠的節育手段和對非婚生育的嚴厲懲罰的結合。然后,在 20 世紀 60 年代,節育手段變得足夠可靠,以至于對懷孕的恐懼不再束縛女性的性生活。在 70 年代,改革者廢除了非婚生育的法律分類,宣稱因為母親不想或不能結婚而懲罰孩子是不公平的。

女性在法律和經濟上對男性的依賴,以及男性在家庭事務上對女性的依賴,是長期以來驅使人們結婚并留在婚姻中的第四個因素。但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女性贏得了法律上的自主權利,在經濟自立上也有了巨大的進步。與此同時,省時省力的消費商品的興起,例如免燙衣服、預制食品和自動洗碗機,也減少了男性對女性操持家務的依賴。

隨著所有這些針對單身生活和個人自主的障礙逐漸消除,社會迫使人們結婚或違背自身意愿留在婚內的能力也被大幅削弱。人們不再需要通過結婚來建構成功的人生或長久的性關系。這樣一來,幾千年的傳統便走到了盡頭。

隨著男女結婚時間的推遲,他們在結婚時各自已有大量的生活經驗以及許多之前已經形成的興趣和技能。兩人能夠在所有興趣和信念上互相契合的假設已經不再成立了。當兩個成年人走到一起,沒有人再有支配權時,雙方都必須學會和而不同。

婚姻的歷史變革產生的另一條重要法則就是,丈夫必須對妻子想要改變的請求做出積極回應。這并不是偏向女性而打擊男性。幾千年來,婚姻都是以強化女性的屈服地位的方式來組織的。今天,大部分讓丈夫權威凌駕于妻子之上,或者讓妻子屈從于丈夫需要的法律和經濟基礎都不復存在了。盡管如此,我們所有人都在潛意識中沿襲了一些習慣和情感上的期待,使得女性在婚姻中的劣勢地位延續下去。

女性更容易討論婚姻方面的議題,因為她們能從這些傳統的婚姻動態的改變中得到更多收益。

我們當然可以創造出比現在更加健康的婚姻,也能拯救更多陷入麻煩的婚姻。但是就像我們不能通過親戚關系來締結現代政治同盟一樣,我們也不能讓農民和手工匠人的家庭重回現代經濟的核心,我們永遠不能重新使婚姻成為現代世界中責任和關懷的最重要的來源。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調整個人期待和社會支持體系,以便適應這一嶄新的現實。


題圖為電影《婚姻故事》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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