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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納粹德國海軍元帥回憶錄,他與希特勒產生了哪些矛盾?

曾夢龍2020-03-04 15:30:46

“寫作這本書的動力來源于幫助人們正確認識過去的愿望和責任。一些作家往往引用逐漸為國內外讀者所共同了解的資料來寫作上半個世紀德國的歷史長卷,本書不想步他們的后塵。我的愿望只是想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一些我個人的認識。”

《崛起與毀滅:納粹德國海軍元帥雷德爾回憶錄》

內容簡介

本書譯自德國海軍元帥雷德爾的自傳《我的一生》,雷德爾在其中回顧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國家戰略的制定與海軍的全面建設,闡釋了德國海軍與國家、納粹黨及陸軍的相互關系,在歷次戰略戰役中德國海軍所能起到的作用,敘述了他與希特勒最終決裂的原因,反思了作為個人及海軍在國家政治體制中的角色及作用。

作者簡介

埃里希·雷德爾(1876-1960),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海軍建設的親歷者和領導者,納粹德國海軍元帥,被稱為“北海梟雄”。

書籍摘錄

第十三章 海軍,希特勒和納粹黨(節選)

就納粹黨而言,我總是力圖使海軍對其敬而遠之。在那些日子里,我經常聽到納粹黨和秘密警察的丑行,以及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政府聲明,比如,他們中的一些人攻擊教堂,蓋世太保一些令人發指的惡行——但通過希特勒的言行,我相信這些行為并不是希特勒指使的,而僅僅是某些納粹黨成員所為,這些行為并沒有得到希特勒的授權。

當然,在涉及海軍事務時,在人事任免等問題上我總是自己作決定,從不考慮要提升的這些人與納粹黨的關系或是他們對納粹黨政府的態度如何。我任命帕齊希(patzig)海軍上校為新式袖珍戰列艦的艦長,他是最高統帥部現任情報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前任,盡管他和蓋世太保、黨衛軍以及納粹黨的主要官員之間存在嚴重分歧。后來我又任命他為我的人事局長,直到戰爭爆發,他一直擔任著這一職務。還有一次我解除了希特勒的私人海軍副官的職務,因為他做事不得體,缺乏紳士風度。但是我并沒有為此遭到任何報復。

由于海軍方面巧妙周旋,海軍和納粹黨之間發生的其他摩擦基本上都被敷衍過去了。在與納粹黨打交道的過程中,海軍的情況要比陸軍好得多。海軍主要集中在幾個大型海軍基地, 在那里海軍的人數占有絕對優勢。而陸軍的分布卻極為廣泛,在他們的駐地,平民的人數遠遠超過軍人,因此他們和當地納粹黨成員發生矛盾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海軍和納粹黨在軍事行動上不存在任何競爭,然而陸軍卻遭受了蓋世太保頭目希姆萊領導的希特勒的貼身衛隊 SA (褐衫沖鋒隊)和 SS (黑衫沖鋒隊)的敵視。

海軍的一些下級部門與當地納粹黨的領導人發生爭執時,我一般直接通過海軍最高指揮部和納粹黨的較高一級組織進行談判來解決問題。也許是因為我總是大膽地替海軍辯護,因此在這些爭執當中海軍總能獲勝。除此之外,海軍一貫的愛國精神和對國家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使得納粹分子也不敢攻擊。事實上,納粹黨內部認為和海軍爭吵并不是什么體面的事。

給我造成最大麻煩的是兩個納粹官員,一個是蓋世太保的副總管及納粹黨衛軍安全部隊頭目賴因哈德?海德里希,另一個是空軍總司令戈林元帥。我感到自己必須時時提防著他們。海德里希本人曾經也是一名海軍軍官,他 1922 年參加海軍, 但 1931 年當時還是海軍上尉的他,由于和一個年輕女孩的可恥行為而被開除。為此他對我一直懷恨在心,而且很可能還影響到了他的上司希姆萊。

海德里希總是不失時機地向納粹黨總部甚至希特勒本人告我的狀,最典型的一次就是我為教區牧師尼默勒(Niemoller)辯護時他竟然也攻擊我。因為他的指控經常是毫無根據或是完全錯誤的,我直接寫信給希姆萊解釋清楚,就輕而易舉地挫敗了他的陰謀,使他非常尷尬。海德里希斷絕了與所有海軍戰友的來往,戰爭爆發后,他加入了空軍而不是海軍。

在希特勒所有的親信中,戈林是與我矛盾最大的一個。不論在思想上,還是在個人的態度上,我們完全就是兩個冤家對頭。盡管他是一戰中驍勇善戰的飛行員,但他缺乏指揮一個軍種的必備能力。戈林愛慕虛榮,好大喜功,盡管與其本人另外一些重要品質相比這個缺點是可以原諒的,但好大喜功背后隨之而來的勃勃野心就很危險了。他喜歡炫耀,生活奢侈,給空軍樹立了一個很壞的榜樣,空軍本應集中精力于怎樣搞好自身的建設,從而更迅速地完成任務。

起初,戈林表面上對海軍態度非常友好,但是從他完全照搬海軍最好的措施來建設空軍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對海軍非常嫉妒。同時,我們很快發現他經常偷偷到希特勒那里告海軍的狀,對海軍和我本人進行肆意誹謗。我相信希特勒早就看穿了他的陰謀,但是這正好適合希特勒利用戈林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認為希特勒蓄意讓戈林過多地擔負空軍職責以外的任務,從而阻止這位野心勃勃的元帥成為他危險的政敵。很自然,面對這么多應接不暇的任務,戈林實際上無法真正完成其中的任何一項任務。

戈林表面上對希特勒極為忠誠,但背地里卻經常發表一些對希特勒極為不敬的言論。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長期的同志關系使希特勒對此總是視而不見。但是不管怎樣,從希特勒手里奪權是不可能的,而且最終吃虧的只能是戈林。

由于戈林能量很大以及他對希特勒的影響力,我不得不一直想方設法挫敗他打算犧牲海軍來建設空軍的種種企圖。我和戈林的關系可以通過我最終辭去海軍總司令時對希特勒的忠告來形容:“請保護好海軍以及我的繼任者免遭戈林的迫害!”

1938 年我第一次改變了對希特勒的早期看法。馮?布侖堡事件及其后果動搖了我對希特勒的忠誠。

陸軍元帥馮?布侖堡,是當時希特勒內閣中軍銜最高的陸軍軍官和戰爭部長,他舉行了一次頗具爭議的婚禮。希特勒和戈林作為證婚人參加了他的婚禮,很自然他也被認為是職位很高的新郎。隨著對新娘的了解,希特勒強烈反對他們的婚姻。

我很難理解當時的形勢下,在嚴重違反軍官的婚姻傳統后,陸軍元帥馮?布侖堡竟然還指望繼續擔任三軍總司令。他應該先辭職,然后私下低調結婚。讓我更難理解的是,他竟然邀請希特勒當他的證婚人。

我之所以也卷入了這一事件,是因為當希特勒要求我推薦合適的人選擔任戰爭部長的繼任者時,我推薦了當時任陸軍總司令的馮?弗里奇將軍。

我和馮?弗里奇將軍相識很久了,我對他一直很敬佩。當 1934 年興登堡總統指定他接替馮?哈默施泰因將軍擔任陸軍總司令時,我就非常高興。實際上,當總統的兒子馮?興登堡少將征求我的意見時,我就表示傾向于讓馮?龍德施泰特將軍或馮?弗里奇將軍接替馮?哈默施泰因將軍的職務。我知道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和馮?弗里奇將軍的關系將會非常融洽,因為我們的很多觀點都非常一致,比如在對待教會的態度上,以及我們都努力使本部門盡量避免涉足政治。同時,他也像我一樣,對戈林沒有什么好印象。

馮?弗里奇將軍自始至終留給我的印象就是機智敏銳,老到干練。當 1935 年希特勒提出要晉升我為海軍上將(Admiral of the fleet, 即一級上將) 時, 我委婉地拒絕了。因為當時馮?弗里奇才是陸軍一級上將,我不想在軍銜上高出他許多。鑒于海軍還沒有相應的一級上將軍銜,因此我建議在海軍設立海軍一級上將(General admiral)軍銜, 1936 年我接受了希特勒將我的軍銜晉升為海軍一級上將。 1936 年 12 月 8 日,馮?弗里奇將軍欣然接受我的邀請,在“格奈森瑙”號下水儀式上致詞,使我倍感榮幸。只有像他這樣品格高尚、大公無私的軍官,才會在演講的開頭引用陸軍元帥格奈森瑙的抒情詩:“只有履行義務的人才有資格享有權力!”

然而,希特勒對我的關于馮?弗里奇將軍接替馮?布侖堡元帥的建議明確表示反對。當希特勒告訴我馮?弗里奇將軍本人也因為道德問題而受到指責時,我極為震驚。

回顧整個布侖堡結婚事件,毫無疑問,希特勒容易輕信流言蜚語。他還說多少年來他就對馮?弗里奇將軍道德敗壞的指控有所耳聞,但他一直都不予理睬,但是現在,鑒于布侖堡事件的發生,以及對馮?弗里奇將軍又有新的指控,他已經下令對此進行調查。最后他決定由馮?勃勞希契將軍接替馮?弗里奇將軍擔任陸軍總司令。

我常聽說由于馮?弗里奇將軍天生保守的性格,希特勒對他一直不怎么欣賞,但是事情發展到如此地步使我感到無比震驚——更糟糕的是我也被指定為調查法庭的成員。另外兩個人是調查法庭的負責人戈林和新任陸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將軍。

后來我得知,司法部長居特納(Gurtner)博士曾經下令法庭應首先撤銷對馮?弗里奇將軍的秘密指控。

在調查開始時,很容易就能看出那些指控僅僅是一個與蓋世太保有密切關系的無恥惡棍的錯誤證詞。其他的證人要么來自陸軍,要么來自希特勒青年團,所有的證詞都對馮?弗里奇將軍有利。甚至戈林也開始加入為馮?弗里奇將軍洗脫罪名的行列。他巧妙而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于馮?弗里奇將軍的指控僅僅說明他與整個事件的唯一關系就是他和另外一名劣跡斑斑的軍官同名。

在法庭一致投票宣判馮?弗里奇將軍無罪后,我立即迎上前去握手祝賀他得以洗清罪名。我向他保證沒人會阻止他留在軍中,而且也不會僅限于陸軍。我還告訴他我準備采取一切他認為必要的措施為他恢復聲譽。然而,他根本不讓我采取任何措施,也不讓我插手他的個人事務,他鐵了心要辭職,并遞交了辭呈,隨后獲得批準。

那年的 6 月 13 日,希特勒再次召集 2 月 4 日庭審時在場的陸海軍將領,他指出調查法庭充分說明馮?弗里奇將軍完全是清白無辜的,他的人格是沒有任何污點的。希特勒對于下令對馮?弗里奇將軍進行調查表示深深的歉意,但當時形勢所迫,他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那個作偽證的家伙已經被槍決,同時為了彌補對馮?弗里奇將軍造成的傷害,他可以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他強調,讓馮?弗里奇將軍官復原職是不明智的,因為他認為馮?弗里奇將軍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信任他了。

雷德爾和希特勒,來自:維基百科

盡管我相信希特勒所說的完全屬實,但是我也意識到馮?弗里奇將軍絕對不會奢求徹底地為他恢復名譽。由于整個事件屬于高度機密,僅有極少數高層知道此事,所以沒有辦法發表任何恢復名譽的聲明。對于他的無辜,官方唯一的補救措施就是任命他為德國一支聲名顯赫的陸軍團的“名譽團長”。考慮到海軍應該表示對馮?弗里奇將軍的信任,我邀請他作為嘉賓乘“格奈森瑙”號戰列艦參加 1939 年 6 月舉行的艦隊演習,他曾經參加過“格奈森瑙”號的命名儀式。馮?弗里奇將軍和他的副官在艦上待了整整一個星期,其間他一直保持著嚴整的軍容。盡管他已退出現役,離艦時波姆海軍上將以軍隊最高的禮遇向他表示敬意。在艦隊所有高級軍官參加的送別早餐會上,波姆海軍上將熱情稱贊了馮?弗里奇將軍,并以海軍最高規格的鳴放 17 響禮炮的禮儀再次向其表示敬意。

回想起布侖堡和弗里奇事件中的一些特殊情況,我開始懷疑戈林和這些事脫不了干系,而且可能也極不光彩。馮?布侖堡由于這次不明智的婚姻被解除了包括三軍總司令在內的所有職務,野心勃勃的戈林對這個位置垂涎已久。而最有可能成為其繼任者的馮?弗里奇將軍也辭職了,為戈林消除了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然而一旦戈林為此蠢蠢欲動,他的陰謀注定會破產,因為希特勒太了解這個野心勃勃、只顧自己的家伙了,所以不可能把他放在這么重要的位置上。希特勒直接廢除了三軍總司令這個職位,并親自擔任軍隊的最高統帥——這是陸軍元帥馮?布侖堡辭職時提出的建議。

令我越想越高興的是,我拒絕了希特勒叫我擔任三軍總司令一職的建議。我之所以這樣做,有兩點原因:其一,由于我缺乏在陸軍和空軍工作的必要經歷,因此在陸軍和空軍事務上我就很難作出正確的決策。其二,我已經表示過打算退休的想法。實際上早在 1934 年,我就因一連串的麻煩差點被逼退休, 幸運的是后來我得以官復原職。

希特勒在布侖堡和弗里奇事件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我一直有點想不清楚。如果說希特勒對于被騙去參加馮?布侖堡的婚禮而異常憤怒的話,這一點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除掉馮?弗里奇的做法就很令人費解。馮?弗里奇將軍的喉嚨一直有問題,為此他曾于 1937 年至 1938 年的冬天到埃及休病假, 這本應該成為希特勒讓馮? 弗里奇將軍退休的最好借口。同時,我也看不出希特勒曾經采取過任何措施以避免馮?弗里奇將軍卷入這場陰謀。

至于頑強的馮?弗里奇將軍,戰爭一開始,他就作為“名譽團長”上了前線。在波蘭戰役中,他給自己找了個機會,像戰士一樣光榮地犧牲在前線。

在此之前,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向希特勒提建議,有些建議他并不采納,而且有時他還經常提出一些我無法滿足的要求。不過,我們之間的討論總是生動而有趣,而且往往會達成一致的意見。但是現在我們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比如, 1938 年 11 月底我向希特勒提交了海軍的造艦計劃,并向他展示了新式艦艇的設計方案。總參謀長凱特爾將軍當時也在場。不知為何希特勒突然變得非常無禮,把“俾斯麥”號和“蒂爾皮茨”號的建造計劃批得一無是處。他認為這兩艘艦的主炮威力不夠大,航速又太慢。然而正是這種艦型的“俾斯麥”號, 它的火力、速度特別是抗沉性,使得英國和美國都確信我們在造艦過程中掌握了某種核心機密。

我后來得知,希特勒的這種無禮行為是由于某個心胸狹隘的小人私下事先向他提供了錯誤情報。然而當時我并不了解這一點,他的肆意誣蔑使我非常生氣,以至于我一下站起來要求他解除我的職務,說完我就走了出去,因為顯而易見希特勒是在責備我作出的決策。

希特勒立即起身跟著我到門口,抓著我的袖子,要求我回去。他努力進行辯解并懇請我不要辭職。但是我告訴他我在這個位置上已經干了十年了,而且我已經 62 歲了,應該讓年輕人來接替我。

希特勒連忙把我的參謀長舒爾特?蒙特因海軍上校叫了進來,讓他來說服我留下來。舒爾特?蒙特因曾經是我的助手, 后來成為我的參謀長,他深得我的信任。舒爾特?蒙特因堅定支持我的立場并最終得到希特勒的承諾:我完全擁有艦隊擴充方案的處置決定權。同時希特勒堅持以書面形式記下我們的分歧——以表明他對歷史有個交代。但是他要求我繼續擔任海軍總司令。在接下來的幾周里,他對我尤為客氣。我想可能就在那個時候,他有了晉升我為海軍元帥的想法。

馮?弗里奇,來自:維基百科

然而, 1939 年 5 月我和希特勒又爆發了一次激烈沖突。當時希特勒的新任海軍副官按照正常程序申請結婚,我自然予以批準。但之后不久,一名地方官員報告說根據當時的情況,這個婚姻應視為無效。經過調查,證明這個報告是正確的。那么解決的辦法就是,要么這個婚姻視為無效,要么這名副官必須辭職。然而希特勒的決定卻是這個婚姻有效,同時繼續留任他的海軍副官。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應將這名軍官從海軍開除出去。希特勒與我的意見相左,為此我親自給他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表明了我的觀點,在我看來這名軍官已經不配穿那身海軍制服了,如果希特勒一意孤行將他繼續留在海軍的話,那么我就要求辭職。為了保證此事不被耽擱,我派了一名參謀直接把信送到希特勒那里,同時直接將他的答復帶回。

兩天后,希特勒答復說他不會再要求那名軍官繼續留在海軍了,但是他會安排那名軍官加入納粹黨的組織,并繼續擔任他的助手。對此我很滿意,但是很明顯隨著戰爭的臨近,希特勒不會允許其他海軍副官擔任他的參謀了。

1938 年和 1939 年的幾次遭遇使我越發感到我應該退役了。我一點也不在乎擔任海軍總司令帶給我的榮耀。納粹黨政府及其官員的虛偽行徑和夸大其詞使我更加不愿意把他們吸收進海軍。我拒絕了一些好心人提出的讓我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的建議。 1938 年至 1939 年期間,我幾次請求希特勒批準我在 1939 年 10 月退休。但是希特勒的答復卻是要在 1939 年 4 月 1 日威廉港舉行的“蒂爾皮茨”號戰列艦下水儀式上晉升我為海軍元帥。

意料之外的榮譽并不能打動我,但我確實感到應該全方位考慮退休的問題。首先,只要我能確保海軍博得希特勒的好感,同時保證我本人的獨立自主,海軍建設就可以獲得所需的人員和物資。只要我在這個位置上干,當海軍建設受到任何威脅時,我就可以直接干預。而且除了移交指揮權,我的辭職不會取得任何效果,對海軍也沒有半點好處。我還清楚地記得馮?布侖堡將軍的辭職就直接導致了剛剛設立的三軍總司令這一職位的撤銷,同樣,馮?弗里奇將軍的辭職也沒有給部隊帶來任何好處。在這兩起事件中,他們剛一辭職,繼任者就立即到位了,我非常清楚那些納粹分子對這些職位早已垂涎三尺, 恨不得立即填補空缺,將更多的要職置于納粹黨的控制之下。擔任空軍總司令的戈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同樣,秘密警察總頭目希姆萊也是一個例子。

因此,我感到只要我能在現在這個崗位上履行好職責,留任現職就是我應盡的義務。海軍所有的高級軍官對這一點都深信不疑。影響我作出這個決定的最重要因素是:十年來我在這個位置上成功贏得了納粹黨和希特勒本人的尊重。同時通過我的努力,德國海軍和英國海軍簽署了海軍協定,幫助德國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這一切都使我相信只要我在這個位置上待一天, 我就可以影響希特勒,或許還可以為增進英德之間的友好關系作出貢獻。此外,由于我長期致力于維護英德兩國的友好關系,我還在國外贏得了不少信任,尤其是當馮?諾伊拉特男爵不再擔任外交部長后更是如此。

所以,我自然會盡一切努力阻止我和希特勒不和的消息泄露到海軍或是公眾當中去。海軍的整體利益與此息息相關。但是隨著 1939 年戰爭的爆發,我辭職的想法就全部落空了。作為海軍總司令,我不能在危急關頭棄海軍而去。

然而,我和希特勒以及納粹黨之間在兩件事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的所作所為同我的個人信仰產生了嚴重抵觸,我想我們遲早會因此而分道揚鑣。這兩件事就是納粹黨襲擊基督教堂和迫害猶太人。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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