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賬號登錄

社交賬號登錄

0/34

上傳頭像

拖拽或者縮放虛線框,生成自己滿意的頭像

頭像

預覽

忘記密碼

設置新密碼

文化

鰲拜輔政時期的歷史,如何理解他與康熙的沖突?

曾夢龍2020-03-03 17:17:56

“本書的一個主要觀點是,鰲拜時期代表了清初以滿洲為主導的統治的極端表達,如果我們借用芮瑪麗著作的題目,那就是‘滿洲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

《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

內容簡介

本書是以英文寫就的第一部,也是海內外清史學界迄今唯一一部全面研究鰲拜輔政時期的專著。作者圍繞鰲拜輔政時期的制度、政策及政治人物,探討了滿洲精英群體在首崇滿洲、調適滿漢過程中的選擇與困境,揭示出清朝入關后滿人政治的復雜面相。傳統觀念往往將鰲拜輔政時期視作一段失敗的復舊嘗試,卻忽視了其在清初政治演變中承前啟后的過渡作用。本書認為,四輔臣在官僚體制、地方治理策略以及軍事與對外實踐等方面,均試圖建立以滿人為主體的新政治秩序,并在整體的治理策略上糾正順治朝后期明顯的漢化傾向,其部分遺產亦為康熙帝所繼承。

作者簡介

安熙龍(Robert B. Oxnam), 1942 年生, 1969 年于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任教于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 1975 年加入美國亞洲協會(Asia Society, 1981 年至1992年擔任主席。 1990 年代先后于哥倫比亞大學及威廉姆斯學院執教。早年師從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研習清史,后致力于促進中美文化交流,關注國際關系與外交政策。除本書外,另有論著涉及當代中美關系,并創作了兩部中國題材的歷史小說《朱砂》(Cinnabar: A Novel Of China)與《明》(Ming: A Novel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譯者簡介

陳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6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發表學術論文及譯文數篇。

書籍摘錄

緒論(節選)

1661 年 2 月 5 日晚,二十二歲的清朝君主在北京紫禁城的一座宮殿內駕崩了,這位皇帝 1643 年繼位,年號為“順治”。順治帝死后不久,遺詔向帝國滿漢大臣公布:由年僅七歲的年幼皇子玄燁繼位,年號為“康熙”;皇帝幼沖,由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位滿洲輔政大臣處理國家事務。此外,順治帝在遺詔中切責自己的種種過失,包括奢靡享樂,信賴貪污的宦寺和官員,未能倚重滿洲將領,不聽從母親也就是太皇太后孝莊的教誨。

表面上,權力平穩過渡。順治遺詔指定了新的皇帝和新的輔政班底,并警告新的統治者注意皇帝行為中的誤區。然而,正如當時許多漢官定會猜測的那樣,順治遺詔中的許多內容現在認為是太皇太后和后來的四位輔臣公然偽造的。

太皇太后和新任輔政大臣,遷怒于順治帝不聽從他們的意見,而是親近漢官,整個被漢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遺詔中的許多內容并非這位將死君主的臨終遺言,而是在所謂的鰲拜輔政時期(Oboi Regency, 1661—1669),清廷統治中國的政策與行政風格的前兆。在輔政的前五年,四位滿洲大臣集體統治,發布諭旨,做出決策,這些與他們構建一個首崇滿洲的中華帝國的理想相契合。然而, 1666 年之后,四輔臣之一的鰲拜設法操握權柄并削弱其他輔臣的影響力。 1667 — 1669 年,年輕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幾位滿洲謀臣的幫助下,設法親理朝政,節制野心勃勃的鰲拜。最終,康熙帝于 1669 年 6 月擒拿鰲拜,摧毀了鰲拜親屬及支持者集團。

鰲拜輔政時期,是以四輔臣中最冷酷、最臭名昭著者命名的,這段歷史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過渡時期。這一輔政局面出現于清朝(1644—1911)的成長期,在滿洲人攻取北京近二十年后,在清朝著名的康雍乾盛世時期之前。 17 世紀時,特別是在鰲拜輔政時期,滿洲人在統治漢人的國家與社會時,面臨著維護手中權力、保持滿洲傳統的困境。四輔臣是僅剩的、實際參與1644年入關之前諸多戰役的清代統治者。盡管四人將一些行政管理經驗帶入輔政,但是他們的主要價值觀在東北南部和華北戰場中已經塑就。四輔臣在輔政之前戎馬倥傯三十年,因屢戰屢勝而贏得名望,獲得獎賞。他們看重的是勇氣、效率、服從。他們驕傲地回想起滿洲政權的締造者——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的軍事獨裁體制。他們不信任漢族士大夫階層,后者的生活方式看起來柔弱無力,且對已覆亡的明王朝常存政治忠誠。

然而,四輔臣在 17 世紀 60 年代所統治的遼闊帝國,在人口和文化傳統上以漢人為主。由幾十萬人口構成的、數量極少的滿洲人——在漢人看來是“野蠻”的少數人——統治著 1.5 億漢人。四輔臣也繼承了一套在制度和官員構成上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體系。 17 世紀 30 年代的皇太極、 40 年代的多爾袞先后決定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結構并容留了許多明朝官員。顯而易見,四輔臣不得不受漢人的社會政治秩序約束并圍繞此進行統治。因此,鰲拜輔政時期的政治與政策,在滿洲至上的訴求和強大的漢化(sinification)力量——以往幾個非漢族王朝皆屈服于此——之間充滿緊張關系。在此環境中,漢人,同樣還有滿洲人,在北京皇帝寶座周圍竭力開展著政治活動。

本書根據清初滿漢認識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來探究鰲拜輔政時期的歷史。本書在評判這一“鰲拜輔政時期”起源時檢視了漢化和滿洲統治的因素,檢視了 17 世紀 60 年代的關鍵性決定及事件,檢視了標志著輔政時期終結與康熙帝崛起的派系沖突。漢化的界定是,統治集團要以漢人制度、漢族官員和漢人意識形態進行治理。而滿洲統治(Manchu dominance)是指以滿洲制度、滿洲官員和滿洲意識形態進行治理。這種二分法解釋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它在入關戰爭和清初史學中占有突出地位;如果謹慎小心,二分法可繼續用以有效地洞察 17 世紀時滿洲人涵化(acculturation)進程。

然而,癡迷于這些術語——特別是將這一時期視為完全漢化或完全滿洲化(Manchuized,缺乏一個更好的術語)——會導致嚴重的曲解。正如在后征服時代中政治權力的易手一樣,常常存在著從漢化到滿洲統治的變化,而政治人物時常在各種混合體中走向兩個極端。當人們開始探究這些混合體,諸如人格特質、抱負、派系與氏族關系、智慧、政治經驗以及個人恩怨等因素時,與滿漢取向交織在一起,是以歷史學家在帶領我們走近真實時,工作變得更復雜了。

順治,來自:維基百科

本書的一個主要觀點是,鰲拜時期代表了清初以滿洲為主導的統治的極端表達,如果我們借用芮瑪麗著作的題目,那就是“滿洲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康熙帝,盡管對滿洲忠誠并十分倚重滿洲謀臣,但是他努力壓制輔政大臣的政治遺產;如此做法,為晚清的“滿漢混合體”奠定了基礎。總之,革命宣傳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入關戰爭不久之后滿洲政治的線索,然而在 20 世紀早期,它告訴我們更多的是有關革命者而不是滿洲人的情況。

我們看到,在中華帝國政治世界秩序動蕩、前途未卜的歲月里,漢化和滿洲統治成為人們真實的、活生生的選擇。回顧以往事件的來龍去脈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這個時代的動蕩和焦慮。晚明的起義和滿洲人的征服戰爭破壞了大量耕地,導致成千上萬的漢人喪生。田賦編審冊記錄了朝廷征稅的可耕土地數,從中可以看到破壞程度之深。 1602 年,田賦編審冊記錄為 1161894881 畝,但到了 1645 年,總數驟然跌至 405690504 畝。

明末清初土地登記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也造成了登記入冊的納稅土地的減少。雖然 1662 年清軍在緬甸擊敗了最后的明朝遺民,然而此后斗爭仍長期延續;在康熙帝統治時期,中國經歷了長達半世紀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在這些軍事斗爭中,有兩場是康熙帝的軍隊為清朝的存亡而戰,即發生在中國南部的“三藩”之亂,噶爾丹及其厄魯特蒙古人的入侵。康熙帝的勝利為 18 世紀的相對和平鋪平了道路,但是這種和平是用 17 世紀的鮮血和焦慮換來的。

漢人對滿洲入關戰爭的各種反應加重了這種軍事上的無把握性。上面已經說過,一些明朝將領在 1644 年之前已經率部投降了滿洲。這些人被編入滿洲的軍事組織(八旗),成為漢軍旗人,他們在策劃和開展入關戰爭中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京城內外一些明朝官員為明廷效力直至 1644 年,然而在滿洲人攻占北京后也迅速投降了。這些官員,由于多爾袞的赦免,得以繼續為新朝政治服務,后來被重新定義“忠”的乾隆帝稱為“貳臣”。但是明朝的許多文臣、武將和士人拒絕服務于滿洲統治,在入關戰爭后的十年間,成千上萬的人因擁立在中國中部和南部的明朝藩王而身死。擁戴明朝的幸存者包括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杰出思想家,他們堅定地拒絕出仕清廷,畢生致力于學問。這些遺民中有些在滿洲入關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斗爭,主要依靠他們的詩文進行隱性攻擊。

正是在軍事上無把握及漢人對清朝入關戰爭反應各異的背景下,我們探討鰲拜時期的政策。對于我們理解四輔臣如何回應這些情況十分重要的是,他們曾在皇太極時期和多爾袞時期投身入關戰爭。這是他們的勝利。這一認識激發了他們對入關戰爭之后發展狀況的批評,并決定了 17 世紀 60 年代他們的政治選擇范圍。一個簡單的問題似乎已經滲透他們的政治思想:“我們為何而戰?”政治是戰爭在另外一個舞臺的延續,四輔臣很少隱瞞這一想法。然而,四輔臣在表達這些見解時,并不只是在發表個人意見,而是代表一個與他們關系密切的滿洲征服精英(Manchu conquest elite)群體。

鰲拜,來自:維基百科

由于“滿洲征服精英”這一術語常被用來解釋鰲拜時期的方方面面,此時做出一個簡明的定義或許有益。該術語意指一個由滿洲將領組成的精英團體,時間限定在17世紀初至 17 世紀 60 年代。滿洲征服精英包括宗室成員、內務府與侍衛處的官員、八旗所有的佐領及以上的滿洲人。這一精英群體的上層是宗室王公、總管內務府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滿洲八旗都統和副都統,以及所有出任高級京官的滿洲人。這是一個小規模精英團體,不到兩千人,除出征、駐防或狩獵外,就住在北京。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與入關有關的戰爭;絕大多數人的背景只具有滿洲傳統,只會滿語。少數滿洲征服精英有過擔任文官的經歷,并與漢族官員密切接觸,但是這些人基本上有著純正的軍事背景,最經常聯系的漢人是漢軍八旗官員。

17 世紀 60 年代的四輔臣代表著這一精英團體的上層,他們的智慧都源于指揮滿洲的騎兵和步兵。與漢人的傳統不同,他們致力于以軍事管控政治制度;在清初的環境中,這意味著滿洲征服精英主導著漢人官員和地方精英。軍事管控意味著復興入關戰爭前滿洲制度的重要性,特別是議政王大臣會議,這是皇太極時期地位突出、由滿洲將領組成的責任班子。這夸大了明朝的弱點,是說晚明的貪污腐敗證明了,由于缺乏適當的軍事監管,漢人制度有著天然的不足。最后,這意味著向除漢軍旗人之外的帝國的漢族官員和百姓傳播滿洲的尚武價值觀念而做出努力。在這一事業中,四輔臣從滿洲八旗制度中獲取權力;他們的權威源于其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政治遺產的闡釋,也源于滿洲征服精英的支持。

17 世紀 60 年代時,四輔臣就像滿洲征服精英上層中的大多數人一樣,因為年齡已經很大了(他們的確切年齡不得而知,極可能近六十或六十多歲),所以他們有著迫切的使命感。新一代的滿洲人正在崛起,這些人對漢人的語言、文化和政治傳統更熟悉,而軍事訓練和經歷只是作為補充。例如, 17 世紀 50 年代幾名滿洲人成功通過科舉考試的最高一級,中了進士。四輔臣對這些趨勢反應強烈,心理歷史學家或許會說,四輔臣將他們日漸迫近的死亡等同于滿洲入關戰爭的終止。但是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沒有相關的證據來支持后一見解,只覺得四輔臣和許多征服精英正經歷著人世代謝的焦慮。他們看到一些年輕的滿洲人中出現了漢化,肯定認為這是先前年輕的順治帝所推行的政策造成的。在四輔臣看來,唯一的治療方式,是要用滿洲專制的“猛藥”去矯正滿人,還有漢人。

四輔臣在決策上專斷的做法,在清初的最高統治者中并非特例。康無為(Harold Kahn)對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統治的描述可以說很好地表明了四輔臣的關切所在:

他們的專長在于行動、組織以及為加強皇帝特權而采取有力的措施。他們超越以前諸朝代的,大概是認清了潛在的可能性并充分利用其職位。即便他們關于統治的言說并沒有豐富什么儒家治國學說,他們下定決心采用一種連最遲鈍的官員都能銘記的方式來明確自身的權力,這確實展現出意志堅定的專制主義者的關注點。……任務是驅除具有毀滅性的明朝黨派之爭的陰霾,使滿洲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合理化,在品味、行政、政策方面宣稱皇帝的優越性,并謹慎地限制官員批評的范圍——事實上是壓制官員的權力。


就此處而言,上述描述完全適用于四輔臣,但是康無為接著指出,這三位皇帝,至少在名義上是儒家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在“完美皇帝的歷史模式”下接受教育,并且“渴求同樣的完美”。而康熙帝的輔臣們與之全然不同:滿足于滿洲專制者的角色,甚至摒棄儒家理想。對于他們而言,帝國的制度要被剝除儒家的外衣,用以實現并保護滿洲人的利益。

康熙,來自:維基百科

一些歷史學家業已注意到,康乾盛世的皇帝們有相類的特點,即偏好“直接、垂直統治”。這一術語及其含義出自魏斐德《清朝盛世:1683—1839》。類似的評論可見史景遷《曹寅與康熙:奴才與主子》、吳秀良《清廷的通信系統和清帝的集權統治:奏折制度的演進(1693—1735)》兩書。這幾位皇帝力圖越過常規官僚渠道,為了效率和情報而直接面對官員。皇帝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極力對龐大煩瑣的官僚施行個人統治,極力將對特殊情況的處理轉化為更具普遍性的政策,極力借助人際關系和道德典范重建統治理想。而四輔臣的治國之道只有一部分與上述方式相同:他們致力于政府的效率。通過改革機構和用人政策,四輔臣試圖促成其與下屬官員更好地通信交流,最終向官員灌輸要完全順從滿洲統治。但是,因幾乎完全依賴于滿洲同僚和漢軍旗人,而對漢人官員和社會不熟悉,他們的作為受到限制。四輔臣正處于一段漢人皆為敵人的時期,他們不愿意與漢族官員有長久的個人交往。四輔臣依靠法律和軍事力量進行統治,除了親近的同僚外,他們很少面對面地勸導其他官員。

四輔臣如此倚重法律和軍事力量,我們是否可以將他們的統治方式看成與中國歷史上的法家和專制傳統一樣呢?抽象地說來,四輔臣的確反映了這種傳統的某些方面。他們強硬且專制,不僅因為有著紀律嚴明的滿洲背景,還由于他們認為時代要求專制。對晚明和順治統治的記憶令輔臣生厭,因為二者均為漢人占優勢,且是皇帝軟弱領導和腐敗政府的典型。像許多開國皇帝——如秦始皇、明洪武帝——一樣,四輔臣認為對于前朝的腐敗和混亂來說,強硬是良藥。

然而,透過這種抽象往下探討,詳細檢視四輔臣的政策與動機,就會發現他們與傳統法家并不那么相類似。四輔臣因自身的經歷和傾向而囿于滿洲傳統和滿洲先例。他們并不將自己視為任何漢族傳統,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家的承繼者。明洪武帝是順治帝心中的英雄,卻不是17世紀60年代四輔臣心中的英雄。

于他們而言,幾乎任何冠之以“明”的事物都必須極其謹慎地處理。用法家來解釋四輔臣的動機作用有限,它對于理解四輔臣的政策本質也無裨益。四輔臣當然是專制者,但在處理不同的制度、人事和難題時,其專制的表現方式各異。在重建滿洲政治制度時,他們是高明的改革者;但是當徹底改變漢族官僚機構時,他們則是嚴厲的批評家。在對外政策和軍事政策中,他們是保守者,不做任何冒險之舉,忠實地維護著入關戰爭前的先例,心甘情愿地鞏固入關戰爭后的成果。當面對內地時,他們是軍事獨裁者,不能容忍異議,全力推進滿洲統治,令人臣服。

因此,我們只能在清初背景下看待這種多面的專制,理解它對滿洲遺產的依賴。堅持以“法家”或“王朝循環”解讀鰲拜輔政時期的做法,則會看不清楚產生于這一時期的動機和行動的復雜網絡。這種解讀也使得“專制的”四輔臣與繼其統治的“專制的”皇帝們相比隱晦不彰。它忽視了四輔臣對滿洲傳統的深深倚重限定了他們的政治選擇這一事實。相比之下,康乾盛世的統治者兼具激情與眼光:滿洲遺產并不僅是身份的來源,也為他們指導重大改革提供了有用的視角。此類改革使得清朝皇帝很為難,但緩和了滿漢緊張關系,將清朝置于更穩固的基礎之上。


題圖為電影《鹿鼎記》劇照,來自:豆瓣

喜歡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報 ,每天看點不一樣的。

医学生赚钱不分早晚 pk10最牛稳赚技巧 江西快3走势图一定牛 怎样炒股入门知识 m5.baidu.com 云南快乐10分前三组走势图 股票怎么开户啊 广西快乐十分走势 快乐12直选三最大遗漏 澳洲快乐8平台 中国铁建股票分析 河北快三预测号码今天 最新22选5开奖结果今天 云南时时彩开奖官方 快乐8开奖查询 股票资金配比? 湖北11选5专家预测 2014最好投资理财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