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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被教科書忽略的歷史,西班牙間諜奇人如何與希特勒作戰?

曾夢龍2020-02-28 14:45:46

"本書中的許多故事旨在撥亂反正。或者,至少呈現另一種觀點。"

《間諜、施虐狂和巫師:被教科書忽略的歷史》

內容簡介

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真的黑暗嗎?

獅心王理查也許根本不是一個英國人。

哥倫布究竟是一位探險家,還是一個被權力和貪婪吞噬的殖民者?

諾曼底登陸的成果竟然是靠一個西班牙間諜加西亞?

……

作者筆下的歷史故事也許超出我們的定見和想象,呈現了另一種事實和觀點。

作者簡介

多米尼克·塞爾伍德(Dominic Selwood),巴黎索邦大學史學碩士、牛津大學史學博士,知名暢銷書作者,著有《摩西之劍》等。他同時也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皇家藝術協會的會員。

書籍摘錄

前言

溫斯頓·丘吉爾曾說歷史會對他仁慈,因為他打算自己來書寫它。這個玩笑表明,他懂得一個簡單的真理。堅持認為只要重復足夠多次,人們便會相信任何事情的阿道夫·希特勒,也懂得這一點。當歐洲的另一位軍人政治家拿破侖·波拿巴說歷史是人們一致同意的連篇謊言時,他顯然也意識到了同樣的東西。

這三人都明白歷史并非自然科學。它更柔軟和易變,可以被親歷者或講述者界定和塑造,或者歪曲和篡改。

當然,也存在確定的歷史事實。比如, 1215 年,男爵們迫使國王約翰同意簽署《大憲章》; 1533 年,亨利八世國王脫離羅馬教廷。沒有人會對這些時間有爭議。然而,深挖相關事件,情況就會變得不那么確定。

以《大憲章》為例。它現在是世界最著名的文件之一——西方世界自由與民主的憲章。但它以前并不是(Except it wasn't):國王約翰和男爵們不到九周就否認了它,將其掃入箱底,數世紀來它被閑置,變得無關緊要。我們對其重要性的現代印象,是 17 世紀它作為人民意志反對暴政的戰旗復活并被躊躇地舉起時,才形成的。

或者來說說亨利脫離羅馬教廷以及由他的孩子愛德華六世和伊麗莎白一世完成的英國宗教改革。我們現在知道許多變革是用國家恐怖主義與暴力來實現的——都鐸國王們實際上是以殘殺把他們的人民驅入新宗教的。但是,都鐸王朝的宣傳機構將亨利營造成文藝復興時代仁慈的精神解放者的故事如此之好,以至全世界的學校依然如此講授。

其實,我們所學的歷史,很多僅有部分是確實的。甚至,有些干脆錯了。例子太多了!人們以為,是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把基督教確立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然而,此事非其所為。這是狄奧多西一世在380年的作為。每個人都知道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發現了北美洲,但他沒有!他甚至從未到過那里。他發現了加勒比海中的一些島嶼、中美洲的部分地方和委內瑞拉東端,但根本沒意識到北美洲的存在。

我們尊之為歷史的神話清單極長。有時候我們是被存心誤導了,其他時候則是以所想代替事實,自入歧途。

我的首位歷史老師曾參與不列顛之戰(Battle of Britain)。許多用心組裝并噴涂的噴火戰機、颶風戰機、梅塞施密特戰機、斯圖卡戰機和其他各式戰機的模型,掛在他教室天花板不顯眼的棉線上。抬頭仰望總使我穿越到 1940 年晴空下的鄉間機場,成群結隊叼著煙斗的年輕人在那里蜂擁升空,以命相搏。直到后來我才發現,他其實是位飛行教官。我們錯認他為王牌飛行員,這不能歸咎于他。是我們徑直把想象當作事實。

本書中的許多故事旨在撥亂反正。或者,至少呈現另一種觀點。它們首發于《每日電訊》(The Daily Telegram)和《觀察家》(The Spectator),是為介紹當時的活動或紀念日的歷史背景而構思出的。

我改寫了一些標題,并列出了每篇文章的首發處及時間。故事內容原封未動。

希望你能喜歡這些故事,并期待它們能以自己的方式表明,歷史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特工加爾博:與希特勒作戰并拯救“D日”的西班牙間諜奇人

*首發于《每日電訊》 2014 年 6 月 6 日,原題《拯救“D日”的間諜》。

胡安·普霍爾·加西亞捏造了 27 個安插在英國的支持德國的間諜,并通過把來自這些虛構特工的虛假報告喂給納粹,進行了一場單槍匹馬對抗納粹的情報欺騙戰役。希特勒對加西亞信任有加,以至于加西亞喂出的關于“D日”的錯誤情報,改變了戰爭的進程。戰斗之后,加西亞被兩邊授勛。本篇講述他的非凡故事。


1944 年 6 月 6 日,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嚴肅地表態說:“你不可能徒步去柏林。”(“You don’t just walk to Berlin”)

他當時正在一場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講話,方才在那里宣布了盟軍已在法國北部登陸的消息。這個發布會稀松平常,沒有現在類似活動的夸夸其談。事實上,它是個巧妙地輕描淡寫的場合。他本可以說,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海軍登陸終于開始了。但當他給聚集起來的記者平淡無奇的新信息之時,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次行動會成就卓絕奇勛。一年內,對德國的戰爭將結束,而希特勒也飲彈自斃。

等待已久的對法兩棲登陸并非秘密,對德國最高統帥部而言更不意外。斯大林的軍隊已經前所未有地深深楔入希特勒在東方的部隊。在那里,像在斯大林格勒和庫爾斯克那樣的勝利,正在決定性地把德國人趕向西邊、趕出蘇聯。但人們都知道,希特勒對大部分歐洲大陸的控制依然強勁,不大可能被撼動。斯大林因此一直催促盟軍在法國開辟第二戰場,以拖垮德國的戰時經濟和軍隊。所以,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明白,這一天會來的。

美國人在 1942 年已經制訂了進入歐洲的初步計劃(“圍攏及大錘行動”),卻被丘吉爾為了清除地中海而優先在北非、西西里島和意大利開戰的軍事活動打亂。最終,在德黑蘭蘇聯使館的一場會議上,羅斯福和斯大林聯合對丘吉爾發難,以迫使他放棄從南邊進入巴爾干半島的計劃,并獲取其參與在 1944 年 5 月正面登陸法國大陸的“霸王行動”的保證。

大約同一時間,在德黑蘭往西 2600 英里,這個故事中一個不大可能實現的部分也已開始成形。

胡安·普霍爾·加西亞(Juan Pujol García)是巴塞羅那本地人。他在西班牙內戰中的經歷(他在其中為兩邊都服務過,但未曾放一槍),讓他對法西斯主義深感厭惡。二戰爆發時,納粹黨人與日俱增的權力使其感到驚駭,因此他接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英國當局,詢問自己能否為“人類的良善”(“the good of humanity”)助力。在其提議屢被回絕后,加西亞決定采取一條更另類的路線。他接近馬德里的德國情報機關,(相當失實地)告訴他們他是一位定期去英國的西班牙官員。他解釋說自己狂熱地支持納粹,只是想盡自己的法西斯分子本分。

德國當局匆匆招納了他,對其進行了基礎培訓,給了他“阿拉里克·阿拉貝爾”(Alaric Arabel)的代號,并打發他在其隨后的英國之旅中收集情報。

然而,加西亞并沒有向倫敦進發,而是前往里斯本——在此,他開始了間諜史上最為驚人和重大的詭計之一。

不滿于自己單干間諜,他利用一份《英國藍皮指南》(Blue Guide to England)、一本關于鐵路的書、一些參考手冊以及若干舊雜志捏造了一撮完全虛構的游蕩在英國的間諜。他為自己的每個間諜設計了各種生活和冒險活動,偽造來自他們的情報信息,并正兒八經地把這些信息回傳給他在阿勃維爾(德國反間諜機構)中的德國接頭人。阿勃維爾對這些信息報以熱切的感謝。

盡管對虛構充滿熱情,但加西亞對英國的無知確實導致了一些僥幸脫險的情況。比如,他匯報說格拉斯哥人“會為了一升酒做任何事情”。但幸運的是,這個文化上的紕漏未引起注意,那些閱讀其報告的人看來同樣對英國缺乏了解。

傾注于自己的新生活、帶著其偽造的間諜組的加西亞,力所能及地隨處進行誤導德國情報機關的工作。并且日積月累,其接頭人對他的信任日益增加。

沒過多久,英國情報機關就截獲了他的信息,而且起先驚慌于似乎有一個高度活躍的敵特在英國。但是,當他們發現他別有意味地讓德國海軍為搜尋一個不存在的艦隊而無法分身時,他們意識到,他正在進行一場令人難以置信的反對希特勒的單人假情報戰役。英國情報機構很快把他帶到英國,讓他和說西班牙語的軍情五處軍官(MI5)托馬斯·哈里斯(Tomás Harris)搭檔,共同開始工作。

Juan Pujol Garcia, also known as Agent Garbo, circa 1940. (Credit: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在哈里斯的指導下,加西亞[現在被軍情五處命名為加爾博(Garbo)]把他的虛構特工網絡增加到了有 27 個完全子虛烏有的人。這個陣容中包含數位軍事人員,一位三軍俱樂部(NAAFI)的店員,雅利安世界秩序兄弟會的威爾士民族主義法西斯領袖,一位印度詩人,一名在格拉斯哥的委內瑞拉學生,以及某個僅以“一個低階間諜”稱呼的人。

為了進一步強化加西亞在柏林的可信度,軍情五處也允許他傳遞一些貨真價實的情報。比如,他報告他的一位特工在克萊德河(Clyde)上看到一艘涂著地中海式顏色的戰艦出港。這艘戰艦事實上正在參與在北非的“火炬行動”(Operation Torch),但加西亞的情報有意晚發,以使其不足以危及這個行動。雖然如此,這個報告還是得到了想要的效果,把他在柏林的地位推得更高。報告在柏林被當作間諜活動中一個“宏偉的”篇章。

隨著“D日”臨近,情報機構在與軍隊同時做進軍準備。所有策劃者都想利用希特勒對不可避免的登陸會穿越海峽最狹窄的部分,即從丹佛到加萊(Pas-de-Calais)(實際登陸點以東 150 英里)而來的深信不疑。

因此啟動了“南方堅韌行動”(Operation Fortitude South)——一個創造一支影子登陸軍隊的彌天計劃。這是一支由11個師(150 000人)組成、名為“美國第一集團軍”的龐大美國軍隊,由坦克戰行家喬治·S·巴頓將軍(General George S Patton)指揮。

為了形成在肯特和埃塞克斯有緊張的軍隊集結活動的印象,無數虛假無線電通信被制造出來。大批仿制的木頭飛機和充氣坦克被搬到東南部,以待德國偵察人員和間諜探明。而英國情報機構通過布萊切利公園可以截獲和破譯全部敵方通信的“極限工程”(Ultra project),一直在專注地監視德國的反應。用情報術語來說,這是一個完美的“閉環”——這是詭詐世界中的罕見物,其中一方能夠插入假情報,然后精確地觀察它引起的反應。

隨著“D日”漸近和“南方堅韌行動”的推進,軍情五處的托馬斯·哈里斯帶加西亞進行了更大的欺騙計劃。對用錯誤登陸情報連續轟炸德國人的任務滿懷熱情的加西亞,盡職地提交其“特工們”關于虛構的美國第一集團軍在英國東南正在增加的冗長報告。他傳出超過 500 條信息——有時一天發送四次,這些信息全是關于巴頓將軍在肯特并不存在的軍隊及其通過丹佛海峽進軍的計劃的詳盡情報。

德國最高統帥部對加西亞的報告照單全收。他們對其情報的質量是如此信服,以至于幾乎沒做任何在英國發展其他情報源的努力,這就讓加西亞成了此刻無可置疑的人選。希特勒對其情報如飲甘醇,視之為盟軍很快會猛攻加萊的其個人信念的確認。

為了對登陸做準備,希特勒已經任命富有經驗的“沙漠之狐”也就是陸軍元帥埃爾文·隆美爾(Erwin Rommel)去管理對抗登陸的海岸防御。隆美爾此前擔任非洲軍團的指揮官,他的領導能力和對戰俘的禮貌對待在那里贏得了各方的敬佩。在英吉利海峽北邊,盟軍則在未來的美國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Dwight D Eisenhower)轄下。他請隆美爾來自北非沙漠的老對頭、英國將軍伯納德·“蒙蒂”·蒙哥馬利(Bernard “Monty” Montgomery)來擔任地面進攻的指揮官。

隆美爾的新任務絕不簡單。早在 1942 年希特勒已經要求沿著從芬蘭北部到西班牙邊界的海岸線建立一個防御性的“大西洋壁壘”(Atlantic Wall)。這項工作明顯不可能完成,因此僅零散地落實了一些。當隆美爾挑起擔子時,他發現防衛狀況糟糕,因此集中用碉堡和大炮,并通過在沙灘上布置地雷、水下障礙物和反坦克設施,來加強戰略要沖的“壁壘”。在內陸,他鋪下了百萬“Rommelspargel”(隆美爾之筍)——與電線、地雷和手榴彈相連的四五米之高的桿子,用來對付空降。與希特勒不同,他懷疑諾曼底海灘會受到攻擊,并且試圖把坦克拉到諾曼底海岸。然而,他的指揮官馮·倫德施泰特將軍(General Von Rundstedt)不同意,倫德施泰特更樂于把裝甲部隊部署得更靠近巴黎,這樣才能按需要進行更大范圍的調度。隆美爾確信這會讓坦克在開向海灘時被盟軍的飛機摧毀,但希特勒介入,讓他倆各得了一部分坦克,并把剩余的置于其個人指控之下——一個混亂的希特勒式決定,恰到好處地損減了隆美爾有效利用裝甲部隊的本領。

盟軍的準備在緊張進行。他們已經擁有壓倒性的空中優勢,并且在“D日”前五天里充分利用了這一點。超過 11 000 架盟軍飛機執飛 200 000 次,對周邊的法國基礎設施投下 195 000 噸爆炸物,毀掉了大炮、公路、鐵路、橋梁和雷達,以通過隔絕登陸區域來延緩德國的反應。此外,為了形成登陸會從那里開始的錯誤印象,他們在加萊也頗下功夫。超過 2 000 架飛機在這些出擊中失去了,但目標卻達到了。與此同時,倫敦和 BBC 協調法國抵抗運動進行了一場暗中破壞和瓦解鐵路網絡、電力設施和通信線路的大規模計劃。

缺少登陸艇讓原計劃從 5 月 1 日開始的行動被推遲到了 6 月。月亮必須是滿月,而潮水得是半潮。下一個合適的時間 6 月 4 日,也因為糟糕的天氣而被放棄。但當發現一個小窗口期時,艾森豪威爾最終批準在 6 月 6 日行動。

交大運的是,柏林的氣象學家預測說連續的可怕天氣將持續兩周。許多在諾曼底的士兵因此已被準假,同時他們的軍官則被派到雷恩(Rennes)進行軍事演習訓練。隆美爾也不在崗,他乘此機會急忙回德國為妻子過生日,并嘗試在坦克部署問題上挑戰希特勒。因此當 1944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午夜甫過、登陸開始時,他并不在諾曼底附近。

超過 2 200 架英美轟炸機從空中發起了猛烈的攻擊,與此同時,掃雷艇清除了英吉利海峽的航線。 822 架飛機(包括一些牽引滑翔機)的機群,隨后把美國傘兵投放到了登陸地區的西邊,把英國傘兵投到東邊,以保護外圍。總之,大約 13 000 架盟軍飛機黎明前在執飛。

在 100 海里波濤洶涌的橫渡后,第一批部隊在早晨 6 點 30 分開始涉水上岸。登上奧馬哈海灘的美軍遭遇重重防衛設施,傷亡超過 2 000 人(像斯皮爾伯格 1998 年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所細致描繪的)。相比之下,猶他海灘的美國和自由法國軍隊,黃金海灘及寶劍海灘的英國軍隊,以及朱諾海灘的加拿大軍隊,都稍微幸運,遭遇的抵抗要弱一些。

甚至當“D日”破曉時,“南方堅韌行動”的情報欺騙計劃依然在全力進行。當 7 000 架登陸飛機越過英吉利海峽向諾曼底海灘而去時,盟軍飛機撒下大量被稱為“窗口”的錫箔條來欺騙法國海岸上的雷達,讓它們以為大量登陸艦隊正在從丹佛涌出。

加西亞聯系阿勃維爾的專線此時比以往更為有用,而他也適時發出了一連串來自其“特工們”的信息,以使德國最高統帥部確信諾曼底登陸只是個花招。他的報告充滿細節(比如,疲憊的軍隊正在被發放嘔吐袋),而它們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希特勒讓 2 個裝甲師和 19 個步兵師在整個6月、 7 月和 8 月都留在加萊。若這些軍隊未被這樣限制手腳,盟軍必然會面臨更加血腥的登陸。甚至遲至 7 月 29 日,希特勒依然如此確信加西亞是他的人,以至于他親自授予其鐵十字勛章(Iron Cross),表彰加西亞的“卓越功績”。到所有人都意識到并不存在巴頓將軍麾下開往加萊的登陸部隊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最初的混亂狀態一過,隆美爾的軍隊就開始其持續的重重抵抗,結果在全部5個海灘最終連成一片 50 英里的統一灘頭陣地的 6 月 12 日之前,戰斗都未曾停歇。

盡管戰斗激烈,但隨著盟軍被壓制,進軍很快陷入僵局。落后于原計劃的是,直到 6 月 28 日美國人才成功突破西線并拿下瑟堡半島(Cherbourg peninsula)。

到了這個階段,盟軍士氣低落,但德軍同樣如此。 7 月 17 日,隆美爾為一架英國飛機的火力所傷。而當馮·倫德施泰特一不留神告訴希特勒大勢已去,他們應當講和時,他立即被解職了。不安事實上遍布整個厭倦了戰爭的德國軍隊,這觸發了“ 7 月 20 日密謀案”——軍隊炸死希特勒以結束戰爭的失敗努力。隨著這次砸場的暗殺而來的是,希特勒處決了近 5 000 人。隆美爾是地位最高的密謀者,但由于其聲望和名氣,希特勒不能冒險讓蓋世太保逮捕和謀殺他。取而代之的是,他以保證其家人不會受到允許處決冒犯者親屬的株連法傷害為條件,逼迫隆美爾吞食氰化物藥丸自殺。

出于保持勢頭的需要,盟軍以“龍騎兵行動”(Operation Dragoon)繼續對法國進行攻擊。該行動是發生在 8 月 15 日的另一個成功的大規模海灘登陸——這次是在南方的圣特羅佩(Saint Tropez)和圣拉斐爾(Saint Raphal)周圍。

最終,形勢開始轉變。北方的德國人開始撤退,而巴黎在 8 月 24 日落入盟軍和自由法國之手——但可恥的是,美國人拒絕允許來自非洲的黑人自由法國士兵(占自由法國軍隊的 2/3 多)參加穿越巴黎的解放游行,堅持游行作為“全白人”活動進行。對此,英國人也沒說什么。(這在一場至少部分是為反對種族主義而打的戰爭中,是讓人吃驚的一幕。然而,鑒于當時美軍中的種族隔離,以及蒙哥馬利將軍日后對南非的種族隔離的公開支持,這也許并不意外。)

9 月時盟軍已到德國邊界,然后在 1945 年 1 月開始了對德國的全面進攻。最后朱可夫(Zhukov)領導的蘇軍在 4 月占領柏林,英國、美國和其他盟國軍隊則牢牢扎到了城市以西 60 英里。

在英國,加西亞為自己的安全考慮,在“D日”之后辭職。 12 月,軍情五處局長授予他“英帝國員佐勛章”(the MBE),這就使其也許成了二戰中唯一曾被兩邊都授勛的人。在“為人類的良善”盡了一己之責后,加西亞悄悄溜走了,然后直到 1959 年在安哥拉假死前他都杳無音訊。但他后來被追蹤到,并被邀請回英國。在那里,他與愛丁堡公爵殿下在白金漢宮會面,與一群戰時的軍情五處軍官重聚,并被帶上去諾曼底戰場的激動之旅。他隨后退休,在委內瑞拉隱姓埋名,安靜生活,于 1988 年在加拉加斯安詳辭世。

胡安·普霍爾·加西亞不可思議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勇氣,在登陸法國中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性命。據安東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戰時在軍情五處工作,和托馬斯·哈里斯相熟)吐露,一位盟軍最高指揮官說加西亞對“D日”的貢獻相當于一個整編裝甲師。更寬泛地說,加西亞無疑促進了諾曼底登陸的全面成功。而自諾曼底登陸,這場世界上最殘忍的戰爭開始落幕。所以,比起為像“轟炸機”亞瑟·哈里斯(Arthur “Bomber” Harris)這樣有爭議的人物樹碑,或許胡安·普霍爾·加西亞這個創造性的天才——他為英國和一個和平的歐洲的貢獻超出多數人所知的——更當有塊紀念碑。


題圖為Juan Pujol Garcia in disguise, as seen from Edmon Roch’s film “Garbo the Spy.” (Credit: First Ru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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