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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從小鎮男孩到大作家,菲利普·羅斯的“自我消解”式自傳

曾夢龍2020-03-02 16:28:53

盡管獨特性本無高下強弱之分,羅斯的獨特卻近乎離譜,他惡趣味般只做自己、自己、自己。——馬丁?艾米斯,英國作家

《事實:一個小說家的自傳》

內容簡介

《事實:一個小說家的自傳》是菲利普?羅斯“羅斯系列”的第一部。小說以“我”羅斯與祖克曼(作者創造的第二個我)一去一回兩封信為開頭和結尾,中間分五個部分:序幕、安全的家園、喬學院、我夢想中的女孩、現在我們也許可以開始,追溯“我”從猶太小鎮男孩變成功成名就小說家的人生軌跡。小說在嚴格的非虛構敘事下,呈現出一個“未經修飾”的“羅斯”——一個初露頭角的藝術家、學生、兒子、情人、丈夫、美國人、猶太人,開誠布公地探討了小說和自傳的關系:有多接近就有多遙遠。

熱衷于自我分裂的羅斯這次進入“自我消解模式”,公然挑釁讀者:“我寫虛構小說時,你們說這其實是我的自傳,當我寫自傳時,你們說這簡直是虛構小說。既然你們那么洞若觀火,而我那么混淆不清,是真是假,就讓讀者去想想吧。”

作者簡介

菲利普?羅斯(1933-2018),美國小說家,出生于新澤西州紐瓦克市。1959年憑借處女作《再見,哥倫布》受到矚目,此后筆耕不輟,獲獎無數,贏得國內外的高度認可。 2012 年宣布封筆,一生共創作 29 部小說,代表作有《波特諾伊的怨訴》《鬼作家》《薩巴斯劇院》《美國牧歌》《人性的污穢》等。

書籍摘錄

序幕

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驚訝地發現父親獨自一人坐在廚房小桌旁。他一天的工作時間通常開始于早上七點,晚上下班往往要拖至十點。那天他突然要去醫院割闌尾,收拾好了一只包裹在等哥哥桑迪和我放學,叫我們不必驚慌。他向我們保證“沒事的”。我們清楚,早在一九二〇年代,他的兩個兄弟都死于闌尾切除術的并發癥。那一年,母親是我們學校家長教師聯誼會的主席,正好在大西洋城過夜,為了參加全州范圍的家長教師聯誼大會,這頗不尋常。在父親打電話到酒店告知她后,她立即準備回家。我相信,一切都會回歸正常。媽媽的治家才干可與《魯濱遜漂流記》的主角相提并論;她護理我們戰勝所有的疾病,即使在弗洛倫絲·南丁格爾那里,我們也得不到更好的照料。事事都會在妥善的掌握之中,那就是我家當時的慣常狀態。

那天晚上,當她的火車緩緩駛進紐瓦克車站時,外科醫生已打開父親的腹腔,看到的情形一塌糊涂,開始為他的康復感到絕望。他才四十三歲,就上了病危名單,存活率低于百分之五十。

只有大人才知道當時情形有多糟糕。我和桑迪被允許繼續相信,父親是堅不可摧的——結果,我們的信念還真靈驗。盡管父親多情善感,極易陷入頑固的憂慮,但他的人生標記仍是他東山再起的毅力。我親密相知的人士中——除了哥哥和我自己——真還沒人能比得上他。他情緒的跌宕起伏,幅度既大,速度又快;他對各種事物認真在乎;遇上嚴重的挫折,坦然地承受折磨;等挫敗感漸漸平息下來,他又積極攀爬回去,收復失地,再次向前。

他因新近問世的磺胺粉劑而獲救,該藥開發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用來救治戰場上的傷兵。無論如何,幸存的過程仍是一段可怕的考驗。近乎致命的腹膜炎令他非常衰弱,一連十天的打嗝更是雪上加霜。那段時間他無法入睡或進食,體重掉了近三十磅。在我們的眼中,他皺縮的臉龐簡直就是我們老祖母的拷貝。他和兄弟們都崇拜自己的母親(對父親——一名話不多、專斷、冷漠的新移民,在老家加利西亞時學做拉比,來美國后一直在帽廠工作——則懷抱比較復雜的感情)。伯莎·羅斯是一名簡單善良的鄉村女子,既不郁郁寡歡,也不牢騷滿腹。但她日常的面部表情顯示,她對安逸的生活從不抱任何幻想。父親的長相與祖母的神似,這點要到他八十多歲時,才再一次詭異地呈現出來。其時,他陷入了一場生死博弈。這位體格尚算健康的老人,外表上的堅不可摧已被剝奪,只剩下一臉茫然。他的視力問題或行走困難,嚴重損害了他獨立自主的能力。但更主要的是,他突然發現自己不再擁有意志力;在過去,意志力一直是幫他排憂解難的卓越助手。

他在紐瓦克的貝斯·以色列醫院足足躺了六個星期,出院坐車回家后,盡管有我們的攙扶,卻幾乎無力爬上我們二樓公寓并不太高的后梯。那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個寒冷的冬天。透過窗戶的陽光照亮了父母的臥室,桑迪和我進來問候,既害羞又心存感激,為他的無助感到震驚。他有氣無力地坐在角落里一把孤獨的椅子上,看到我倆時再也無法自控,開始抽泣。他還活著,陽光明媚,他的妻子不是寡婦,他的兒子仍有父親——家庭生活可以重新開始。一個十一歲小男孩無法理解父親的眼淚,這一點都不復雜。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我當時實在看不透,難道還會有不同的結果嗎?

我知道,在我們的街坊中,只有兩個男孩的家里少了父親。在我眼中,他們的不幸不亞于當時的一名盲人女同學。她曾來我們學校一段時間,全靠他人的朗讀和引路。沒有父親的男孩似乎與眾不同,在他們的父親去世后,他們留給我的印象有點可怕,甚至帶點禁忌。其中一個是模范服從者,另一個是麻煩制造者。他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與他們父親已經死去的事實有關。這種想法盡管天真,但很有可能是正確的。

我不知道街坊中有離婚家庭的孩子。除了在電影雜志和小報的頭條新聞中,離婚是不存在的,肯定不會出現在像我們這樣的猶太人中間。猶太人不離婚——不是因為猶太法律禁止離婚,而是因為這是猶太人的生活方式。沒有猶太父親喝醉回家,毆打自己的妻子——在我看來,我們的街坊就是猶太人的街坊,從沒聽聞此類軼事——也是因為這是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在我們的意識中,猶太家庭是不容侵犯的避風港,它對抗一切威脅,不管是個人孤立,還是非猶太人的敵意。它被認作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團結堡壘,無論有多少內部的摩擦和沖突。聽吧,以色列,家庭就是上帝,家庭就是一個整體。

不可分割的家庭是第一條誡命。

在一九四〇年代后期,當父親的弟弟伯尼宣布,打算與育有兩個女兒、相處近二十年的妻子離婚時,母親和父親都驚呆了,仿佛聽到他犯了命案。伯尼如果真的殺了人,被關進監獄,盡管這是可憎和費解的罪行,但父母仍可團結在他的背后。但是,當他打定主意,不僅要離婚,還要去娶一名更為年輕的女子,他們的支持馬上倒向“受害者”,即弟媳婦和侄女們。由于他的罪過,即違信于自己的妻子、孩子、家族——拋棄他作為猶太人和羅斯家族一員的職責——伯尼受到幾乎一致的譴責。

時過境遷,離婚并沒摧毀任何一個人,家庭的分裂才得以慢慢愈合。事實上,伯尼的前妻和兩個女兒,雖因家庭解體而忍受痛苦,卻從沒像其他親戚那樣地憤憤不平。很大程度上,愈合的成功歸功于伯尼本人,他比審判他的大多數親戚更善于外交。另外一個原因是,對父親來說,家庭團結的必需和家庭歷史的紐帶,戰勝了他喜歡勸誡他人的本能。不過要到四十多年后,兩兄弟才張臂擁抱,以一個明確無誤的行為,來昭示他們無條件的和解。這發生在伯尼去世的數星期前,他已七十多歲,心臟急速衰竭,沒人指望他能活多久,包括他自己。

我開車帶父親去看伯尼和他的妻子露絲,他們的公寓坐落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一個退休村,離我家二十英里。這一次輪到伯尼換上他那堅忍老母親的小臉開門讓我們進來時,他的容貌就呈現出這一神似。一遇到這樣的困難時刻,它似乎會在所有羅斯兄弟的臉上出現。

通常,兩個男人見面時握個手就行了。但當父親步入走廊,大家一下子變得心知肚明: 伯尼的時間不多了,幾十年的分隔追溯到最初,那時兩人都還是父母膝下的小兄弟。于是,握手被有力的擁抱替代,持續整整幾分鐘,兩人都熱淚盈眶。他們似乎在說再見,跟已經過世的人,也跟對方。他們是嚴厲的制帽匠森德和冷靜的伯莎幸存下來的最后兩個孩子。伯尼安穩地靠在哥哥懷里,似乎也在向自己告別,沒有丁點的防范、抵抗、反感,甚至沒有回憶。兄弟倆之間盡管有差異,但都深切感受到同樣的親情煎熬;所憶起的一切都是沉淀下來的純真性情,簡直叫人難以承受。

父親回到車上說:“上一次這樣擁抱,我倆還只是小男孩。我的弟弟快死了,菲利普。他坐在嬰兒車里,我曾推著他到處閑逛。我母親和父親共養育了九個孩子,我將是最后一個。”

在開車回到我家(他就睡在我家樓上的后臥室,聲稱每次都能像嬰兒一樣倒頭就睡)的途中,他重述了他五個兄弟坎坷的人生——破產、疾病、親家爭執、婚姻糾紛、不良貸款、子女麻煩、他們的高納里爾、里根、考狄利婭(莎士比亞悲劇《李爾王》中國王的三個女兒。)。他還憶起他唯一的妹妹的殉難,以及她和所有親戚所承受的苦楚,她的簿記員丈夫喜歡賽馬,因貪污坐牢。

我并非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他的知識的表達形式就是敘事,但他的敘事內容從不豐富: 家庭、家庭、家庭,紐瓦克、紐瓦克、紐瓦克,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有點像我自己的敘事。

作為一個孩子時,我曾天真地認為,我永遠有一個父親,現實似乎證實了這一點。我們有時相處得尷尬,很容易發生分歧和誤解,雖有不同的人生經歷,卻有同樣的不耐煩和任性,相互碰撞,徒增緊張,外加男人的笨拙。盡管如此,我與他的聯系仍無所不在。更重要的是,現在,他不再以鼓起的肱二頭肌和道德約束來攫取我的注意力,也不再是我必須抗衡的龐然大物——我自己也在漸漸步入老境——我變得能夠享受他的笑話,握著他的手,關心他的健康,以自己十六、十七、十八歲時所憧憬的方式來愛他。當年,既要與他打交道,又覺得抵牾迭起,這種形式的愛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所承受的特殊負擔,以及他在無法自選的制度中的掙扎,我對他素來懷揣尊敬。在我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猶太男孩需要扮演一個神話角色——成為父親未能成為的英雄人物——我可能已獲成功,只是沒有通過預定的途徑。我遠離家人將近四十年,現已做好準備,極欲充當一名最有愛心的兒子。然而,他卻拾起了另一日程,就是為死做準備。他嘴上不說,可能也不作此類的思考,但這就是他眼前的工作。他會盡量求生,但一如既往的,很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

為死做準備不同于嘗試自殺——事實上可能更難,因為你在試圖做的,卻是自己最不希望發生的。你懼怕它,它又客觀存在。這份工作必須完成,沒人幫忙,全憑自己。過去幾年中,他已有兩次在鬼門關外徘徊,突然在兩個不同的場合病得很重。我當時一年中有一半時間住在國外,趕緊飛回美國,發現他如果沒有椅子的支撐,幾乎無力從沙發那兒走到電視機前。醫生每次為他做細致的檢查,都找不出病因,他仍舊每天晚上上床,做好第二天早晨再也醒不過來的準備;醒來之后又需要足足十五分鐘,讓自己在床沿上坐起來;接下來的剃須和穿衣,還得花費整整一個小時;然后,天曉得是多久,他傴僂著坐在一碗麥片粥面前,一動也不動,全無食欲。

我和他都認為,這可能就是他生命的終點,結果他卻沒死成。經過數星期,他得以恢復體力,再次成為早先的自己,厭惡里根總統,維護以色列,打電話給親戚,參加葬禮,寫信給報紙,咒罵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1925—2008),美國保守主義政治評論家。),觀看《麥克尼爾·萊勒》(MacNeil-Lehrer,美國公共電視臺的著名新聞談話節目。),告誡已成年的孫子,巨細無遺地回憶離世的親人,正確無情地——全是自告奮勇的——監督善良的同居女子的熱量攝入。盡管有社會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欠缺,他曾在保險業取得顯著的成功;相比之下,現在嘗試死去,似乎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當然,他最終也會成功——盡管對分配在自己名下的每一份工作都盡職盡責,但很明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不過,他的遭遇從來都不簡單。

毋庸置疑,我與父親的聯系,從不像我與母親的紐帶那樣有形、能帶來身體上的愉悅。她的身軀已化成一件光滑的黑色海豹皮外套,而幸福地鉆進這外套取暖的,就是我這個最年幼、享有特權、受到溺愛的小男孩。那是一個冬天的星期日——我們每半年去一次曼哈頓的無線電城音樂廳和唐人街,父親正開車把我們送回新澤西的家。我好比一頭無以名狀的小動物,冠上了已逝外祖父的名字;又好比仍處原生狀態的小男孩自身,正在學習如何掘穴藏身;通過每一根神經末梢,與母親的微笑和海豹皮外套相連。而父親徹底的盡責、不懈的勤奮、不通情理的固執、苛刻的怨恨、幻想、無辜、忠誠、恐懼,也都是我的原型,讓我成為今日的美國人、猶太人、公民、男人,甚至作家。活著本身就是以她的菲利普活著;但在與動蕩世界的碰撞中,我的歷史仍要以他的羅斯開始。


題圖來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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