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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決定了個體戶的財富、尊嚴和命運?以漢口為例

文化

什么決定了個體戶的財富、尊嚴和命運?以漢口為例

好奇心日報2019-12-28 07:35:57

好奇心日報漢口故事系列即將發布,更多內容將在出版物中,目前正在籌備,有意者可與我們聯系。

(一)赫蘇斯之死,與建設一個新時代

“1987 年 1 月 5 日,早晨六點,家住墨西哥城的赫蘇斯·桑切斯乘坐地鐵前往他干了 61 年的工作崗位。他 30 多年前在一個破落地段購買的那一塊貧瘠的鹽堿地,如今已經被廠房和高樓大廈圍在了中間,不遠處就是一條寬闊的交通要道,路上的車輛十分擁擠。……曼努埃爾一直苦勸他的父親盡早退休,終于說服他每個星期只上兩天的班。他說自己老要提醒父親注意那條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那天早晨,赫蘇斯剛一跨下路沿,一輛汽車把他撞倒之后揚長而去。一位鄰居發現了倒在人行道上的他,叫來了他的家人,撥打了急救電話。幾個小時之后,一直沒有恢復意識的赫蘇斯死在了醫院。”

如果沒有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不會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赫蘇斯。他和陪伴墨西哥工業化轉型、城市化過程中的大多數貧民一樣,默默無聞,其成就不值一提,其人生卑微無人關注,他的存在無足輕重。劉易斯在經過多年田野調查之后寫出《桑切斯的孩子們》,赫蘇斯因而得到世人關注,曼努埃爾·桑切斯說“《桑切斯的孩子們》把他們一家人印到了地圖上”。這本書銷售多年之后,還有人在總結赫蘇斯的余生——上面那段文字,就是蘇珊·M.芮格登為紀念這本書出版 50 年而做。

漢口系列,我們把目光投向那些叫“個體戶”的人。他們從龐大傲慢的大一統公有經濟中找到自己的利基空間;從計劃經濟中建立起基于市場和真實需求關系的新經濟體系;他們和他們的后繼者改變了中國城鄉面貌,重塑了城市空間……當然,與赫蘇斯·桑切斯那些單獨的個體一樣,他們也是一群無名之輩。間或有幾個得風氣之先而爆得一時大名,風光無兩,但就其人生軌跡而言竟也沒有太多影響,很快歸于沉寂,甚至佐證了我們從始至終一直存在的擔憂:他們發揮作用如此之顯著,但為什么始終沒有獲得足夠的尊嚴?

我們的初衷是從個體戶入手,探討尊嚴,探討 40 年。我們為探尋偉大而來,以及在長時段的過程當中,偉大如何消彌于浩蕩歷史長河當中。

(二)漢口劉歆生,以及“每個人講述的故事里都有一個宏大的經濟史如影隨形”

在漢口,有 50 幾個不同背景的通常被視為“個體戶”的生意人愿意接受我們的訪談。

選擇漢口作為個體戶系列報道的對象一定程度上說是隨機的。

當然事后,我們會為之找到更多的理由:

九省通衢的碼頭文化天然地具有貿易基因,有利于早期在流通領域創業人群;而碼頭文化另一方面也創造了龐大的市民——也就是貧民階層,他們在 1980 年代是最早成為個體戶的人;老工業基地的背景、 1990 年代的下崗和失業工人持續了這一勢頭;廣闊腹地的中心地位同時吸引農村轉移勞動力參與城市化過程……著名的漢正街看起來更像是這些因素的結果。

開始為此也會有一點擔心:漢口這 50 幾個采訪對象,他們的生活軌跡和工作范圍即使在武漢地圖中標注出來,也只是星星點點,更不要說在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中它們呈現的可能只是很小的一個側面。不過,很快這些擔心就消失了。

我們發現每個人講述的故事里都有一個宏大的經濟史如影隨形。

“我們漢正街的發展史,也就是我們中國經濟非常強烈的一個寫照,很明顯的。 4 萬億當時一發,奧運會一結束,生意就下來了。透支啊,錢用到前面去了,后來就不行了。”萬念平說。

與萬念平說的相類似。在他們的口述中,既包括 1998 年的金融危機,分稅制實行,銀根緊縮或者通貨膨脹;也包括早前的歷史,公私合營,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跑步走向共產主義……更不用說改革開放、下崗、城市升級等等與他們的生意和生活息息相關的詞當仁不讓地出現在他們的訪談中。

任何一個地方的個體經營者,可能都經歷了同樣的歷程。從漢口這些個體戶身上所折射的歷史,會出現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

而漢口得天獨厚處還有一個意外的合適的大人物,名字叫劉歆生。

在羅威廉著作《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68~1889)》中如此介紹劉歆生:

這位受教于太平天國之后,崛起于洋務運動期間的商人,“他先是成了一名契約勞工的經紀人,最后當上了法國印度支那銀行的買辦。劉的哥哥是這家銀行西貢辦事處的買辦,他使歆生確信漢口注定要擴展,當地的不動產將是極好的投資對象。聽了哥哥的建議,并在其法國老板的大力投資下,劉買下了漢口東北角的一大塊沼澤地。當 1890 年代京漢鐵路建設時,他在這里修建了貨棧、牲畜棚和鐵路工人住宅”——在一次洋洋得意的聚會中,劉歆生設想在他所開發創造的這個新區里,所有街道都用他的名字命名。


雖然這大體上是個非分之想,但后來被稱為漢口第一路的那條街道確確實實以他的名字命名為歆生路。

如今這條路的名字叫江漢路。劉歆生早已不聞于世。因為 1949 年革命的存在,這一切變得不足為奇,在接受我們訪談的幾位頗具歷史眼光的個體經營者眼中,這是漢口民間經濟不斷挫折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對于 1978 年之后的民間經濟和個體經營者階層來說,斷裂同樣存在。那些被他們發現的如影隨形的經濟史上的大詞,多是他們折戟生意場的標志。

這其中似乎有一個悖論:從 40 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大勢來講,社會整體財富迅速增長,雨露均沾,各階層的人都獲得財富增長,但早期為世人所關注的個體經濟,卻日漸勢微。

風光不再,這在我們的采訪中幾乎隨處可見。

據說,劉歆生當年對黎元洪說:“都督創造了民國,我創造了漢口。”

即便沒有如此豪情,但對于劉歆生的后繼者們來說,他們的勇氣消失在哪里?他們的活力消失在哪里?他們被賦予或者自己期望承擔的使命消失在哪里?

這也與我們最初的問題相關,他們的尊嚴消失在哪里?

(三)“長不大的個體戶”,孫立平的研究

社會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在 1990 年代還將個體戶視為未來重要的社會力量。

私營企業主;較有實力的個體戶;鄉鎮企業的管理經營者;三資企業中的中方管理人員;無主管部門股份制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獨立性不斷增強的知識分子。

但孫立平很快就對這排在第二位的個體戶人群有了懷疑,“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中國城市中出現了大批個體戶。 他們大多從事商業和服務業。將近 20 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些個體戶大多仍在從事原來的行業,而經營規模的擴大也極為有限”。他稱之為“長不大的個體戶”。

在《轉型與斷裂》一書中,他稱由于總體性精英過多壟斷了社會資源,侵犯了社會眾多階層的利益,“中產階級之所以難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應被社會中產階級占有的資源,現在被總體資本壟斷去了”。(那個時候,個體戶還有可能被劃為中產階級當中,現在好像很多已經淪為低 X 人口了。)

孫立平眼中的“總體性精英”,被他虛構為一個叫 TC 的人,他的人生履歷可以簡化為:

1977 年,在軍隊服役的他決定考大學,他沒有成為上山下鄉的知青得益于他父親的中共高級干部身份;

TC 考入南方某水利學院,根據當年政策,特定級別以上的老干部子女可以照顧在其身邊就學,于是他進入了北方一個著名學府;

1980 年代初,大學畢業時出國熱,借助父親的關系找到了一個擔保,在國外學了三年;

回國,在朋友公司做了一段“官倒”;

之后進入國家某部委,任副處長,1980 年代末,忝列為第三梯隊,升任副局長,成為局長候選人;

1990 年代初,決定下海,在海南省注冊個公司,炒地皮,成為一個知名的民營企業家;

1990 年代中期,文憑熱,贊助高校,成為一個不用上課的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


在孫立平 1990 年代末的描述中,TC 的履歷暫時告一段落。他稱之為“不落空”,通過每個環節的不落空,同時擁有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還因為這些人并非個別現象,甚至不單單是一種類別,而是“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認同”,所以孫老師將之稱為總體性精英集團。

如果我們用“資本轉換”的過程來分析總體性精英形成過程的話,我們將會看到,其中的某些環節確實可以稱之為“資本轉換”的過程,如政治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轉換。

我們可以注意到文化資本的相對獨立性,也可以注意到那些擁有政治和經濟資本的人在獲取文化資本的時候需要有一個交換的過程。

這究竟是一個“轉換的過程”,還是同一種資本在不同領域展現的過程?也許更確切地,應當將其看作是一種獨特的資本形式,即一種總體性資本。上述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間的“轉換”,實際上并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轉換過程”,而是同一種總體性資本在不同領域展現的過程。

在稍晚一點的 2000 年代初,另一位社會學家陸學藝小心翼翼地將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經理人階層;

-私營企業主階層;

-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辦事人員階層;

-個體工商戶階層;

-商業服務人員階層;

-產業工人階層;

-農業勞動者階層;

-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


我們看到個體工商戶雖然看起來只是淪為中游,而且其后總體上來說就是我們社會底層中經常被鄙視為“打工的”和沒工可打的階層了。

這可能是一種“正常的回歸”。對照孫立平所說的“資本轉換”的諸個環節,回過頭來看,會確認曾經被寄予社會中流砥柱的個體工商戶階層沒有任何可資“轉換”的資源和資本。

他們的來歷確實如此。第一輪大多來自于 1980 年代知青返城的待業青年,中國的多個鼓勵個體工商業發展的文件都與解決知青就業相關;第二輪大規模的個體工商戶潮流來自于 1990 年代城市工人下崗和失業;與此相伴的,是持續 20 年的城市化過程中的失地農民和主動進城經商的農民——但多半也是隱性的農村失業者。

這幾個數字相加,基本上是中國 1990 年代的真實失業人口。關于當年中國的失業統計,各種算法不一,從 520 多萬(城市工人在統計部門意義上的失業人口)到 1.8 億不等。事隔多年,中國人津津樂道的“人口紅利”即來自于此,而在 1990 年代,他們是巨大的包袱,是諸種不穩定因素和混亂之源。

幸運的是, 1980 年代個體工商業者和早期的鄉鎮企業(有紅帽子的私營企業)以“非正規經濟”的靈活性而提升了經濟運行的效率,因為它的高效率,資源從低效的國有經濟體系中向這個階層有了一個傾斜。

他們在早期得到了吉兇未卜的“有錢人”的聲譽。因而為社會學家孫立平所捕捉。這對他們很難被視為好事,“有錢”還沒有成為被尊重的理由,實際上隨著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產生,他們迅速被污名化。惟利是圖者,有錢就變壞,“窮得只剩下了錢”;當腐敗出現的時候,他們又是扮演那個拉官員下水的行賄者,破壞規則的人,社會風氣的敗壞者;他們還是在零和游戲中搶走了普通勞動者的財富的人……而且,好像他們還是搶走了機會的人。

當然,就像孫立平指出的那樣,論機會和資源的占有,他們與總體性精英階層不但有著云泥之別,他們簡直可以定義成“生活所迫”。

而關于他們的污名化并沒有因為“有錢人”身份的喪失而停止,很快他們將被視為低端業態甚至人口,進而成為疏解目標,間或被大資本和現代技術升級輪番碾壓,更與尊嚴無關了。

這是后話。即使在 1995 年,風平浪靜,沒有主義之爭,南巡余溫尚存,個體私營經濟蓬勃,多少也算是得風氣之先的杭州,還是發生了這樣的事:

在 1995 年的夏天,杭州的私營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的老板們也在經歷著一個很大的刺激:一個食品城在招商活動中宣布“個體食品商販謝絕入場”。該市場正在蓬蓬勃勃地興建,據說其專業規模和特色均為全國第一,又是由浙江省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協辦。看來主其事者還有著在質量方面爭勝的愿望,所以才會有“只準公家進入,不許私家進入”的規定。

受了歧視的個體工商戶們“大為失望,甚至感到氣憤”。在一座兩萬多平方米、 1500 間營業房的市場里面,竟然“不容一席之地”,他們認為這件事令自己的信譽以至尊嚴受到侵犯,于是紛紛投訴報社或者政府部門,要求給一個公道。

(馬立誠,凌志軍《交鋒》)

(四)中國發展邏輯中的一個巨大破綻,個體戶成為犧牲品

這則杭州食品城故事中暴露出的可能都未必是主義和意識形態之爭,而是“非正規經濟”和以國有性質企業為柱石的“正規經濟”之爭。招商政策制定者意識到“信用”在市場活動中的重要地位,但信用被天然地賦予給了根正苗紅的國營(有)大廠——他們值得信賴;而個體工商業者是天然被懷疑而且沒有資格進入市場建立信用的,它是不可信賴的。

個體經營者們試圖獲得平等進入市場的權利,是對尊嚴的一種訴求。

人類學家項飆在總結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 20 年間的發展得出一個結論,“對非正規經濟的正規化是 1990 年代以后的增長引擎之一”。他認為這和改革初期的發展動力大不相同。

在 1980 年代,以個體戶、鄉鎮企業以及像“浙江村”這樣的流動商戶為代表的非正規經濟是發展主力,資源從低效的國有企業流入非正規部分而被充分地再利用。 而現在,資源從社會上被重新收回到正式的、特別是國有的部分。由于正規化把原來分散的資源集中起來,而資產化又刺激了交易、做大了賬面資產,同時又沒有遏制原來的各種非正規的手段(如對勞動、環保法規的逃避),它在一定時間段內在統計上表現出了強勁的增長勢頭。 1980 年代的非正規經濟調動民間積極性、脫貧致富,1990 年代的正規化則很可能在拉大貧富差距,造成“國富民窮”的格局。

前者是廣泛包容,后者形成區隔。

中國經濟發展找到了新的增長引擎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其后發展事實證明它確實持久而且有力。但付出的代價中就包括了杭州食品城的個體工商戶的失落。某種意義上食品和小食品的發展靠當初的國營企業根本難以建立起一個新市場,正是個體戶們在十幾年的發展中培育了這個市場,但是當這個市場已經形成規模的時候,市場建立者、最重要的參與者卻出局了。

中國的發展邏輯中一直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破綻:對“人”,尤其是個體的人的忽視。為了達成某個目標,在每個重要環節上,個人的利益是可以被犧牲掉的,今天是他,明天可能是你。犧牲,甚至被剝奪是天經地義的,而且還振振有辭。 1990 年代在國有企業轉型造成的下崗失業持續惡化之時,某年春節晚會上“我不下崗誰下崗”,成為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高潮。

就像杭州食品城對個體戶的歧視性招商政策中對信用的重視,就選擇了以剝奪一部分人市場參與權利為前提。這是最快的建立信用的辦法,由國家、國營、國有來為本來可以在完整的不斷完善的成熟的市場中建立起來的企業信用背書,雖然其信用并未因此而建立,其市場也并非依賴國家力量而完善。

集中精力辦大事,政績,某某事只有中國能辦得到……不論是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基建規模,還是拆遷,或是疏解與城市改造,城市功能的強力轉換,這在其后中國的發展邏輯中變得變本加厲,其根由都在于對人的權利的漠視。對效率的追求高于對個體的人的尊重,結果只有一個:人淪為工具。

因此,我們會回憶起在飯店衛生成為飲食健康的一個重要環節的時候,上海在 2000 年代初曾經提出強制要求,飯店規模不能少于 50 平方米;在我們的采訪中,我們會看到武漢為了讓藥品銷售更正規,將 100 平方米作為經營門檻,張雪全家賴以生存的 40 平方米的小藥店被強制淘汰出局。

尊嚴在一個宏大的目標面前,并沒有它可資博弈的空間。

(五)沒有抗衡的權力,與權力對社會參與者的剝奪

權力以正規化之名,以保護消費和市場中弱勢一方的名義,并借助媒體和輿論的控制對個體工商業者基本上采取一種扼制的態度,雖然在對個體私營經濟的態度上,官方采取的一向是開明而且支持的姿態,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是另外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簡單地舉幾個例子,看權力意志與民間經營者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系,比如:

權力對城市功能的理解和塑造與民間存在沖突,最典型的是城市功能變化,功能轉化的同時,城市形象和城市容納多元文化的能力減弱,而這恰好是個體經營業態所賴以生存的基礎;

權力與正規化的天然相近性,對大一統文化的熱衷,對整齊劃一“閱兵式街區”的無聊想像,與個體經營空間的多樣化也是沖突的,對于個體經營者和小規模的私營企業來說,既不利于它們在差異化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又因為負擔不必要的成本而減弱自己的競爭力;

權力喜歡大資本,不喜歡散兵游勇。這當然可以理解成是管理效率的一種天然選擇,但更多時候也是大資本與權力本身更容易溝通,而個體工商業者因為人數廣泛,甚至可以等同于社會本身;

所以,當然還有權力對民間社會的蔑視,或者說權力對社會功能的警惕甚至恐懼,所以一個廣泛的個體工商業者組成的那個社會也是值得警惕的,我們接下來還會更多討論這一點;

而且,權力在行使它的權力的時候,比如財富的重新分配、城市定位轉化等等功能的時候,實際上扮演的還是一個剝奪者的角色,至少對于個體經營者來說是這樣。

項飆在他所多年對北京市豐臺區“浙江村”的研究中論證了這種種不受制約的權力對一個地區的干涉或塑造,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自 1949 年革命以來“分割-攫取”模式的延續:

1995 年之后的正規化是分割-攫取邏輯的延續,但是它的側重點不在于區隔不同的社會身份(比如有沒有戶口),而是根據和資產的關系劃分人群和產業,那些有利于城市資產(特別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資產增值的(比如原來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務業和買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比如北京市在 2009 年宣布,北京市和豐臺等區縣將在三年里投資 500 億改造南城,“浙江村”是重點改造對象。

政府能夠投資 500 億,離不開“浙江村”多年在稅費上的貢獻;政府愿意為南城投資 500 億,又離不開“浙江村”經濟已經把南城做成有巨大增值潛力的商業熱地的事實。

而在改造中,絕大部分的“浙江村”生產企業要搬離,給更高檔次的企業讓地。雖然到 2016 年大部分“浙江村”企業還留在原地,但是這一計劃造成“浙江村”企業強烈的正規化需求,特別是希望通過投資競標得到政府劃撥的土地。這種需求也造成了土地價格的上漲和地方政府尋租的條件。

從 2015 年開始推進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計劃,把大紅門一帶的服裝加工和批發界定為典型的“非首都功能”,要全面遷出北京,為高附加值產業讓路。這可以看作是分割-攫取邏輯的升級。

分割和攫取不僅是結構性的,也是時間性的:它通過對過去的抹煞和掩蓋而實現。

政府以改造升級的方式來建立新的壁壘,希望區隔開升級前最重要的貢獻者;而能以如此規模改造,其資金來源,恰好是這片熱土中產生的稅收。作為升級資本的提供者,它反倒成了疏解對象。這種怪象至今沒有停息,而且也不容討論。

“浙江村”正規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類公司化了的基層政權。他們受益,靠的不是對資產的掠奪,而是靠那些創造了價值的人的社會主體性的消解。一代“浙江村人”的勞動和經營沉淀為巨大的土地級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卻不能以一個主體身份要求分享這一價值。

正規化既是對非正規實踐的在名義上的否定,又是對它在事實上的侵占。

(六)最后發現,他們缺少的還是資源與機會

我們的個體經營者階層,在正規化的滔滔洪流中占不到太多便宜。

而且,越是正規,越是凸顯和放大正規力量的強大和不可一世,社會資源和機會越是漸行漸遠了。

漢口 100 多年來幾次民間經濟發展的經驗透露出一個可能性,在中央財政吃緊的大背景下,更容易有個體民間經濟發展的空間。或者說,在政府財政虛弱的時候,更容易有民間經濟的發展。一旦政府逮住財大氣粗的機會,它們的意志也會跟著膨脹起來,擠壓民間,與民爭利就總是按捺不住。

藏富于民這種事,總體上可能性并不高,一直是個傳說。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個體工商業者原本還躍躍欲試——在 1995 年的時候還有機會去抗議,偌大的杭州食品城為什么沒有我們“一席之地”,而如今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了。

WTO,全球制造業的轉移,讓他們有一些機會參與其中,但同時要面對的是全球競爭,大部分單打獨斗的個體經營者實際上在這里并未得到機會,倒是完成了企業正規化轉型進入公司化運營以及形成規模或者產業鏈的地區的個體工商業者借勢進入“中國制造”的體系中——如果經營得當,它們很快會脫穎而出。

而其它的重要“引擎”,比如房地產與持續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相關,這個城市化進程對于個體經營者來說喜憂參半,如果他們不能在這個機會中不斷與時俱進,被甩下的比例非常大。城市化創造的機會對于他們來說不難把握,城市化過程中正規化的要求、城市功能變化,則對小本經營的個體戶們來說是一個變數。

另外一個制造巨大市場空間的是互聯網,據稱它在重新改造產業鏈和供應鏈上功不可沒。可能確實如此,不過這對于大多數個體經營業者來說都算得上滅頂之災,因為首當其沖的是個體經濟多年以來辛苦建立起來的全國性流通市場。比如,很多大市場中成功個體戶的升級路徑是買更多的經營攤位甚至自己建市場,但僅此一項就會在互聯網對物流貿易的改造和城市功能升級雙重打擊下讓個體經營者血本無歸——我們在漢口對成功(曾經成功)的個體經營者采訪中多次出現這樣的橋段。

更何況,還有彈性空間越來越小的管理正規化的市場、稅收,城市化過程中的士紳化對傳統業態的擠壓(他們天然喜歡全球大資本的“在地化”,有點拗口),邊緣地帶鍛煉的競爭力越發缺少自己的空間。

對于渴望財富增值的個體經營業者們來說,實業發展路徑收窄,資本增值路徑更像是一個陰謀接著一個陰謀。與全社會大部分民間資本一樣,如果借助人口紅利和城市化紅利而進入房地產市場,進入還不至于太晚的話,大部分是可以盈利的。除此之外,對于這些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來說,股市或者后來的那些眼花繚亂的互聯網金融產品幾乎每一步都是陷阱。

最后讓他們感慨命運不濟的還是,資源……孫立平教授所說的,文化資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這些都不在他們身上,資源和機會當然也不會在他們身上。

(七)他們試圖建立的社會和這個社會的瓦解

劉世明打燕郊搬回來之后,情緒極其低落。“心里受不了。經濟上的損失以后還可能扳回來,威信上是倒透了!別人說要拆你就拆你,說要趕你走你就要走。住你院里的人你一個都不能保護,你自己找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今后還有誰會跟你!有時候想想,真是要被逼到黑道上去。”所幸的是,他的親友們還是愿意團結在他周圍,并沒把他逼到“黑道”上去。

這位大哥一樣的劉世明,是人類學家項飆在他記錄“浙江村”這本《跨越邊界的社區》中一個重要人物。

如果我們去除浙江、溫州這些地域化的標簽,那么項飆為我們描摹的基本上就是個體經濟發展中個體的人和他們對社會的改造,他們所遭遇所呈現的現實就是完整的個體經營業者的勞動(或者赫蘇斯·桑切斯的社會)與權力者政府與建立起來的社會之間的關系。

他們建立了什么?

他們自發興建了小區,在北京市豐臺區。這在 1995 年之間還有可能性。但現在已經絕無可能了;

他們從個體戶向企業轉移,比如最直接最方便的,向商業地產轉移,建市場,這種現象全國極其常見,我們的漢口采訪對象中也有幾個。北京豐臺的浙江人也有漢口或者其他地方的人一樣,這個努力止步于大的城市市容清理整頓,因為刑事大案或者火災、因為重大活動或者重要會議所引發;

他們不斷地被轉移,隨著城市擴大,不斷重新定義一個城市的城鄉結合部的地點。

……

在項飆的研究中,在一個城市里,這個階層為了應對管理者的“分割-攫取”,還經歷了平鋪式發展模式向垂直式發展模式的變化——

當年“浙江村”的自我抱團形成了平鋪式發展模式:先來的工商戶帶后來的,沒有本錢的小戶可以借助親戚老鄉關系進入生產和營銷網絡中來,并且很快達到其他人的經營水平。

“浙江村”經濟規模的擴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多;其經營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細化和廣大工商戶的平等參與。其資本集中程度低,更沒有大魚吃小魚現象。

外界多愛強調溫州人的企業家性格,而溫州農民當年的流動更是一種基于鄉土情誼的“同去同去”,與市場性的競爭行為相去甚遠。

……

2000 年以后,隨著資產的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內的發展也從平鋪轉向垂直。各種生意的資本集中程度提高,沒有本錢的小戶很難進入。

“浙江村”經濟明顯分成兩部分。一是蓋市場出租攤位,它本質上是一種地產經營,投資大、回報高但是風險也高,投機性強。二是服裝生產及連帶產業(比如布料批發),其回報率低、周期長、風險低,但是和蓋市場一樣,它也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否則生產規模太小無法形成價格優勢而會被淘汰。

正規化和上規模不一定意味著更穩定。和原來緊緊嵌入社會網絡、受社會關系保護的經濟運作相比,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是更脆弱而不是更穩健了。

“浙江村”的縱向式發展也體現在社會關系上。新式精英不如原來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相反他們形成了一個以資產為基礎、以黨支部為組織形式的半封閉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間的關系,遠比精英和群眾的關系更重要。

劉世明希望保持尊嚴的那個社會,不見容于權力體系,在 1990 年代之后,這種社會的處境總是有著過大的風險,但凡有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被目之為“黑社會”而成為犧牲品。如果我們寬容一點說,它可以說是地下社會,更準確一點,它不過就是民間社會本身。

但一方面資源遠離這個社會的運轉,另一方面精英與精英之間的新聯盟——最終必定以舍棄傳統社會為代價。

與精英結盟的方式,其中隱含著的內容,是傳統連接紐帶的瓦解,是傳統民間社會的瓦解。

(八)生命周期與難以成事的個體戶

企業連續 40 年保持一種持續向上向前發展的狀態是不切實際的。《財富》雜志的那個說法,美國小企業平均壽命為 7 年,大企業平均壽命為 40 年。

有這樣的理解之后,你會發現對于個體經營者來說,要求他們在常年無休的工作中保持每一步都做出正確選擇,一直不犯錯誤,也是不切實際的。

公司化正規運營的企業可以通過若干種方法來擺脫困境,但對于個體戶來說,往往承擔著的是無限責任。不論是債務、生意本身,都與家庭密切相關。還有一視同仁的,對于企業和個體經營者都一樣發揮著作用的景氣周期、任性政策等的影響。

個體經營者最大的不同,還在于在一個家庭為單位的背景下,它有一個繞不開的家庭周期。

不論是在我們的采訪,還是在以往其他對個體戶的生活刻畫上,我們總是能理出這樣的軌跡:

有了一點錢,成為一個“城里人”,在戶口制度還很堅冰的情況下,買個房子是第一選擇。

他的資本(擴大再生產的資本與生活成本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可能用于解決戶口,房產,就像它不是以生意的“做大做強”為目標,而是以家庭為目標。

周期中必然還會出現的,子女教育,在有壁壘的大城市里,還意味著高于當地城市人的擇校支出。

然后是子女婚姻,女子房產,上一代人的養老、健康,自己的養老、健康。

相對于一個企業的有限責任,一個個體經營者承擔的是家庭的無限責任。

我們也盡量把目光放在兩代人對生意、對事業、對市場的理解的異同,曾經諸多社會學家都曾提起用個體經營者的實際生活和需求去倒逼政策變化,從家庭為目標的選擇上看,這是一個不大容易完成的目標。

權力對民間社會的制約,個人和家庭獨立面對強大的權力機構,打散了的原子化的生存狀態。

“我感覺在漢正街大家都沒什么目標,就是賺錢越多越好。有點錢我們就做點實事。”在李甘貴的定義里,實事就是“買點房子、買點車子”。3 年前,她回到鐵坡村,花 30 萬蓋了三層樓房。另一些則是“出去讀書了,或者在外面的圈子里”,不愿意踏入漢正街。這里的印象一直是那樣,“一個比較低端的生意,好像都是擺地攤的”。

曼努埃爾·桑切斯說,那本《桑切斯的孩子們》“把他們一家人印到了地圖上”——總統當然也已經知道他們一家的存在并且對他們家所在的卡薩-格蘭德在墨西哥現代城市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奧斯卡·劉易斯夫婦也意識到了他們跟桑切斯一家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所得到的巨大收獲,這樣的收獲不僅僅是“激發起社會良知”時的滿足感。露絲·劉易斯說,這本書讓他們“對人有一種敬畏,敬畏他們的經驗,處理問題的方式,遇到的麻煩,以及他們所具有的精神——偉大的精神。”

在我們這里,這些都還為時尚早,也可能永遠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趙剛接替了漢口最早的一個自行車零配件銷售檔口。如今在經歷了城市擴張、電商、共享單車等等沖擊之后,回顧一生,頗多感慨。

但是,“像我們個體戶做到一定程度,還是有一定保障。現在個體戶自己交社保,沒什么差別。我夫人也退休了,和一般工人拿的一樣,也不錯啊!改革開放初期,個體戶收入高于一般的企事業單位,那時風險大。我們趕上了做生意的年代,那個年代好做個體戶,可以說什么都好賣。隨著國家發展,規范化后,不像過去那樣隨隨便便可以做了。現在為止,真正做個體戶的,也就比一般的普通工人好一點,都不太比得上國企、年輕白領”。

“你聽我的沒錯。我雖然不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好。你在體制內,它有一個通道,科員自然而然有機會到副科、正科,要求你進步,入個黨,走走仕途。一個科職干部一年可以搞個十五六萬拿在手上。如果你做生意,賺十五六萬要做多少?零售百分之二三十(利潤),批發百分之十幾(利潤),一年的銷售額要上百萬啊!每個月十幾萬,每天 3000 多塊錢,可以賣 3 輛車。你賣得出去嗎?根本賣不到。原先不太懂體制,懂后覺得走走體制還是可以的。體制唯獨就是 1990 年代國企改制下崗的時候不好,后來這個陣痛完成之后,還是可以的,比做生意要好得多。但是,也難進體制。你出來后都自己把握,比有人協助你搞,要差一些。真的,我說實在話。”

(應受訪者要求,張雪、趙剛、萬念平為化名)


題圖及文內攝影均在漢口拍攝,來自:劉璐天/好奇心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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